不能一齣事就因噎廢食
韓亞空難發生後，有3名學生遇難的浙江江山中學遊學團被聚焦，江山中學所在地衢州市教育局立刻叫停了所有暑期夏令營。有媒體報道，衢州市教育局短信群發給市內各中小學負責人，“已批的能停則停，已簽約的能退則退，未批的一律停批”。而後影響擴及其他省區市，包括，山西省對學生出國遊學活動進行清查；北京市教委通知限制低年級學生出國參加夏(冬)令營等。
隨著近年出境遊學規模的爆發性增長，遊學市場的混亂是有目共睹的。但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目前在遊學中，各個環節的責任歸屬不清，遊學本身是需要治理的，但也不能一齣事，就因噎廢食，一定要分清責任。”
遊學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學習教育方式，尤其是全球化發展進程飛速的今天，學生們通過參與國際性跨文化體驗式教育活動來感受不同文化、增長見識和開拓視野，已日漸平常。
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雲曉看來，夏令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認為，青少年有精神成長和開闊眼界的需要，“夏令營是夜空裏驚雷帶來的閃電，使孩子們突然看見未來”。
對於當下游學活動的諸多指責之一是夏令營團的“遊”與“學”的分配比重，尤其是在旅行社參與到遊學的組織之中後，不少家長與學生反映，“遊學”基本變成了“遊玩”。曾經參加過遊學夏令營的大學生李石就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所報名的“常春藤名校遊”僅僅是在美國的數所常春藤名校“遊了一圈，參觀了一下學校，還有別的景點，其間還有購物”。
中國政法大學行政管理學教授郎佩娟同樣認可遊學的意義，但她不太贊成學生過早參加遊學，“最好是提前詳細籌劃，學生要對對象國的歷史、文化有一定了解，同時具備相當的自我保護能力。”
郎佩娟曾作為帶隊老師，于2010年7月帶領所在高校40名學生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法學院參加為期三周的遊學。
“那是我感受到的非常規範的一次遊學體驗，基本都在‘學’，也安排了五六次和‘學’有關的遊覽。”據郎佩娟回憶，這次由兩校組織的暑期遊學，提前半年籌劃溝通，學生報名後參加外語測試選拔，還接受了幾次出發前的培訓。“請了美國駐華使館的法律顧問提前給學生講美國法律文化，讓去過的師生談感受、經驗，也做了一些安全方面的講座。”郎佩娟還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到美國後，師生吃住都在學校，三周內參加了14次專題課。
在各式各樣的遊學夏令營，尤其是中小學生的夏令營中，學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大爭議。不少仲介公司通過學校宣傳夏令營項目，與學校進行合作，此外還有與教育行政部門合作組織等。這些夏令營項目往往牽涉多方，各方責任並不清晰。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認為，夏令營是個人的事情，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該約束自己的行為。
“學校和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係，他們很容易對學生產生影響。一些仲介公司會找到教育行政部門幫忙，教育行政部門通過關係找到學校，也屬違規行為。”周光禮指出，教育行政部門及學校介入夏令營的組織，“很難分辨是以私人的名義還是官方介入，這就造成了責任不明晰”。
熊丙奇曾在2012年8月撰文《遊而不學亂象需加強監管》。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一年來，這種現象並無明顯改善。“目前，對海外遊學夏令營的定位很模糊，那些學校主導的遊學，是教學實踐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公益性，應該由教育行政部門監管；如果是仲介機構組織的，那就歸工商部門管。現在的問題是，有的遊學是學校召集學生，實際運作又是通過仲介來進行的，這種遊學模式最容易出問題。”
提及商業公司與學校的合作，浙江省教育廳外事處處長舒培冬表示：“這是一件扯不清的事情。但目前對此也沒有細節性的要求。”“教育部門本身對企業沒有處理權、處罰權，審批許可權也有受限，因此對企業怎麼處理，這比較難說。”
“正如媒體所說，市場相對比較亂，很多機構、企業都在以不同形式參與，現在我們也在反思、討論，從教育系統本身可以更完善，進一步加強。其他機構比如企業，交給教育部門管理肯定有難度。但對於學校、教育部門本身還是需要加強管理、監管的。”舒培冬解釋道。
他表示，即使學校僅為公司提供發傳單的場地，也會給家長造成錯覺：夏令營與學校有關係，至少學校是相對認可的。“純粹社會上組織的夏令營，與老師發傳單的，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一旦發生事故，學校就很難說清楚。”
孫雲曉建議遊學夏令營活動須進行專業化操作，“參與夏令營組織管理的各類主要人員，必須獲得相關培訓和資質。針對我國的國情，所有非教育機構舉辦夏令營活動，同樣應獲得相關資質，其管理監督應嚴於旅遊資質”。
郎佩娟認為，儘管當下游學有“公益”和“商業”之分，但教育部門承擔的責任應該更大一些。“畢竟遊學更多的是為了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還是少走商業化路線為好。”(記者 高四維 盧義傑 實習生 郭小荷)
[ 責任編輯：張瑞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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