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如生的敦煌塑像仿製品。
已經1650歲“高齡”的敦煌莫高窟，與麥積山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作為敦煌文化的實物遺存之一，莫高窟無疑是王冠上那顆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來，這座文化聖殿令無數人前赴後繼趕去朝拜，無論是生動傳神的壁畫，還是豐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莊嚴肅穆的洞窟建築，都令人心之神往。
12月27日，“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將在成都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僅是因為接展、布展的照片，就已經持續霸屏了成都人的朋友圈——原因無他，只是“敦煌”二字的魅力。就連“敦煌女兒”、致力於敦煌研究40餘年的七旬老人樊錦詩也認為“敦煌是永遠讀不完的”。
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關注度最高？琳瑯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為何發生在敦煌？記者就此採訪了敦煌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副教授董華鋒，請他解讀敦煌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季羨林
敦煌濫觴于二僧
敦煌莫高窟開崖鑿窟的第一聲錘音，發生在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在鳴沙山東麓執錘開山者是個僧人，名叫樂僔，後來被譽為“莫高窟創始人”。
這段開山鑿窟的歷史，被記載于唐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一書中：“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空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于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于二僧。”
這段文字詳細記載了樂僔、法良兩位僧人先後開鑿莫高窟的真實歷史，兩人也被一同尊為莫高窟的開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有個叫樂僔的僧人，他常常手持禪杖在荒郊野外雲遊修行。有一天他路過三危山，忽然看到金光萬丈，就像有上千個大佛發出的光芒，於是在這裡開鑿了洞窟供奉佛像。之後，另一僧人法良從東而來經過此地，就在樂僔開鑿的洞窟旁邊安營紮寨。敦煌的佛教文化，就起源於這兩位僧人。
之後，篤信佛教的東陽王元榮與建平公于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古稱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此後，莫高窟的開窟造像興盛起來，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個朝代、長達1000年時間內，人們在前臨宕泉河、東向三危山的鳴沙山東麓，密密麻麻地開鑿了各種洞窟。據統計，古代僧侶信眾禮佛的場所集中在南區，現存洞窟492個，塑像2000余尊，壁畫4.5萬平方米以及木構建築5座；北區則是僧侶修行、居住、圓寂的場所，有洞窟遺址243個。
關於敦煌莫高窟創建的時間，不同的古籍記載概不相同。據五代敦煌寫本《沙州城土境》記載，莫高窟“永和八年癸醜歲創建窟”，即西元352年創建莫高窟；而西晉《莫高窟記》卻說“敦煌名士晉司空索靖在莫高窟題壁號‘仙崖寺’”，又將莫高窟的創建時間提前至西元290年左右。雖然古文獻上對此莫衷一是，但學界普遍認可西元366年為莫高窟創建的起點。
為什麼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為舉世聞名的莫高窟，你或許不會留意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間陸續建成的規模龐大的石窟群，讓世人的目光齊聚在敦煌，哪怕漂洋過海，哪怕翻山越嶺，也要來這裡朝拜。
如此琳瑯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為何發現于敦煌？開窟鼻祖樂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還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過歷史車轍碾壓的規律。
敦煌古稱瓜州，歷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戰國至秦，瓜州一帶居住著塞種人、烏孫人和月氏人，後來，月氏人逐漸強大，打敗烏孫人，趕走塞種人；西漢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強大起來，將月氏人征服後分別遷移至中亞(大月氏)和祁連山一帶(小月氏)；漢高祖劉邦不得不以和親、財寶換取邊境的片刻安寧。
至漢武帝時代，漢朝主動抗擊匈奴，一面派遣張騫出師西域尋找大月氏聯合夾擊匈奴，一面以軍事手段佔領河西走廊。西元前111年，漢朝在河西走廊設置了四個行政區，“河西四郡”分別是張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問世，並且成為中國西面的門戶。
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為絲綢之路沿線帶來了繁榮，地處絲路要道的敦煌經濟、文化都開始騰飛。東漢末年，拒絕董卓徵辟而隱居鄉里的張奐，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書記難》，兒子張芝、曾孫輩的索靖都長于書法。三國至兩晉時期，宋纖、索襲、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碩德名儒”大多在此隱居避世。西元400年，李暠以敦煌為首都建立了西涼王國，他廣納英才、大興教育，令敦煌經濟繁榮昌盛，文化方興未艾，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傳播埋下了種子。
古敦煌猶如今深圳
敦煌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的交匯處，是古代中國通往西域、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商貿往來門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時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華？打個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學者王惠民此前接受採訪時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現代的深圳一樣”。如果你去過深圳，目睹了這座國際化的都市高樓大廈鱗次櫛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著前沿科技之風帶來的生活便利，體驗了一把“深圳速度”創造的日新月異，不妨想像一下，這樣車水馬龍、富賈雲集的場景，也曾經發生在敦煌。
位於東西交通要衝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東來傳教的僧侶的途經之地，他們或傳道授業，或普度眾生，或稍作休整，都讓敦煌這一方土地，成為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方。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可見西域的文化對敦煌的影響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諸國盛行，建塔造寺、開窟築像的佛教藝術也隨之傳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間(西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護就在敦煌出家，從罽(音ji)賓文人和龜茲使節處得到一些梵文佛經，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名聲鵲起，信徒多達上千人。此後，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蘭、于道邃等高僧興建寺廟，為大眾現身說法。這樣濃郁的佛教氛圍，讓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不少內地高僧到此開鑿洞窟修行，莫高窟應運而生。
敦煌興衰一言難盡
隋唐時期，盛世敦煌進入日新月異的“黃金時代”，與兩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們分別是楊堅和武則天。
幼年成長于寺院的隋朝開國皇帝楊堅，登基後尊佛教為國教，還下令保護寺院佛像。仁壽年間(西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專程去莫高窟修建了當時唯一的舍利塔。
西元607年左右，派駐張掖(古稱“甘州”)的黃門侍郎裴矩撰寫《西域圖記》一書，詳細記錄了絲綢之路的三條路徑以及西域的山川路況、風土人情和衣著物產等，令隋煬帝楊廣興趣陡增。兩年之後西巡時，他在張掖召見西域27國使節，史稱“萬國博覽會”。這不僅是隋煬帝好大喜功性格的彰顯，也充分展示了國力昌盛與河西一帶的繁榮。隋朝短短38年間，就有70座洞窟興建於莫高窟。
到了唐朝，敦煌的戰略地位得到鞏固，它不再是西南邊陲小城，而是統領西域的後方基地，加之武則天下令支援造彌勒佛像，讓莫高窟營建步入“黃金時代”。
據說在武則天登基之前，如何為她尋找一個順應天意的理由，心腹大臣絞盡腦汁。薛懷義和僧法明等僧人甚至偽造了一部《大雲經》，寫道：“一佛沒七百年後，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此後又作《大雲經疏》，稱武則天理應“當代李唐，入主天下”。武則天作為中國第一個女皇帝登上歷史的舞臺，遂下令全國頒布《大雲經》和《大雲經疏》，在各州縣建大雲寺，造彌勒佛像。
盛極必衰，敦煌也未能倖免。西元920年，以曹議金為代表的曹氏從張議潮家族接過大權，管轄敦煌長達100多年。雖然曹氏家族不遺餘力營建洞窟，但繪製簡陋、千篇一律。經過西夏、蒙元時代的苦苦掙扎，明代以後，敦煌石窟藝術幾乎是空白，這段關於敦煌石窟的藝術史到元代便宣告結束。
12月6日，成都博物館，敦煌文物仿製品正在緊張布展。
包羅萬象的百科書
什麼是敦煌？走進石窟，一目了然。
本次展覽特地從敦煌運送來了8個復原石窟，而原窟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極高，目前作為重點保護文物基本未向觀眾開放。這次送來成都參展，除了中唐158窟以五分之四的比例複製之外，其餘洞窟都按照1:1比例複製，再現敦煌石窟的原貌。
例如第45窟，原窟位於莫高窟南區中段下層，雖無明確的造窟功德記和文獻記載，但從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和藝術風格看，其營建時間應在盛唐時期，被董華鋒讚嘆為“最具代表性的敦煌盛唐洞窟”。
這個洞窟最大的看點是正壁敞口龕內的塑像，原係九身，龕外兩側力士像已毀，現存七身，是佛國世界裏的標準組合。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縱向對稱地佈置在深敝口龕內，以佛像為中心，按身份等級侍列成對弟子、菩薩、天王，由於身份的不同，每個人物的表情和氣質也截然不同。
雖說佛像威嚴，但並非不可接近。董華鋒在窟內演示，參觀這個洞窟的要旨在於在塑像前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位，蹲下，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塑像都將微微低垂的目光聚焦在這裡，冥想之中似乎走進佛國世界與之對話。
第45窟作為莫高窟盛唐時期的代表窟之一，其形神兼備的塑像和栩栩如生的壁畫，直接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生活風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洞窟內的壁畫與絲綢之路關係密切。在南壁西側的《觀音經變》圖上，其中一難就是“救賊難”，壁畫講述了胡商遇盜的場景。一群運輸貨物的商人突然遭遇強盜持刀搶劫，馱著貨物的駱駝和驢子止步臥下，商人情急之下念誦觀音的名號，觀音就趕來營救。圖畫中的商人高鼻、深目、戴尖帽，並非中原人的衣著打扮，而是粟特人的裝束。這一特徵與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非常吻合。
前文所述只是一個洞窟裏的內容，那敦煌4.5萬平方米壁畫該有多少浩瀚的內容：帝王將相、民族關係、使者朝會、商旅往來、生產勞動、風俗禮儀、婚喪嫁娶、耕作扶桑、行船駕車、屠宰涉獵、灑掃宴飲、音樂舞蹈、衣冠服飾、天文地理、醫藥科技……莫高窟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大百科全書”，更是一座寶貴的歷史形象資料陳列館。
焦點關注
散落的敦煌文物
難論好壞
長期以來，很多人關心這樣一個問題：敦煌文物是不是“好東西都被挑選運往國外，剩餘的文物價值並不高”呢？讓莫高窟名聞世界的“導火索”，是敦煌道士王圓籙，那麼如何看待王道士後來的“敗家”行為呢？
文化學者余秋雨的散文《敦煌遺恨》，講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前世今生，王圓籙道士的意外發現讓人胸悶窩火，卻又無可奈何。說王道士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角色。
事實上，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西元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的積沙時意外發現了藏有6萬多件寫經、文書和文物的藏經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讓莫高窟被來自世界的虎視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記。王圓籙的墓誌銘對此也有記載：“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莫高窟終於引起來自世界各地的關切，只不過最早一批聞著血腥味匆匆趕來的“強盜”，早已將其視為砧板上的肥肉。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之後，逐級彙報給縣令、肅州道臺、甘肅學政，甚至還給“老佛爺”寫信，但並未寄出。藏經洞的發現遭遇了“冰火兩重天”，國內報告石沉大海，西方竊賊接踵而至，俄國人奧勃魯切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國人華爾納等人“見者有份”。
提及這段歷史，不少人都認為“藏經洞裏的文物大量流失，好東西都被挑選運往國外，剩餘的文物價值並不高”，董華鋒老師對此持否定意見。在他看來，這些散落在外的國寶並不能簡單地用“好壞”來作衡量，只能從數量上來講，藏經洞出土的古代寫本、文書、藝術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都有收藏。就連四川博物院也有兩件出土自敦煌藏經洞的北宋絹畫，非常精美、藝術價值高。
無論是以“歷史罪人論”還是“無知黑鍋論”來定義王圓籙的盜賣文物行為，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清王朝風雨飄搖，大環境內憂外困，加之經濟上捉襟見肘，敦煌文物遭到掠奪並非王一人之過。“他處於特殊的時代，文化水準不高，我們沒辦法再去苛求他有更大的作為。當然，他客觀上是造成了文物的流散，這個毋庸置疑，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些流散到國外的敦煌寫經、藝術品，也使得敦煌的東西一發現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講，對於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董華鋒說。
華西都市報記者曾潔陳羽嘯攝影報道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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