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身體逐漸衰老的陳德才來說，花甲之年落葉歸根並不是太高興的事情。兩年前，老闆對他扔下一句，“把工資算好，回家吧”，他第三次從異鄉回到這個藏在貴州西南喀斯特山群的村莊。
只是這一次他很清楚，他再也不可能出去了。
這個64歲的老人在28年的時間裏3次外出務工：小兒子出生，他離開揭不開鍋的老屋外出打工；小兒子上中學，方圓幾裏的親友借不出一分錢了，他再次外出謀生；妻子精神病發作，幾個兒子要成家立業蓋房子，他鎖上大門，把地租出去，帶著妻子離開村莊一同務工。
多年的打工經歷讓他認清了一個道理，自己就像被趕來趕去的羊，生活的皮鞭落下，他就得四處奔波。
皮鞭大多數時候來得讓人措手不及，全村400個年輕人陸續來到深圳，褲包還沒捂熱就趕上深圳轉型，密密麻麻的工廠消失，他們跟著工廠騰挪轉移，有人去了東莞和惠州，有人奔赴浙江掘金，還有人回到家鄉做生意或種地。
有時，抽人生疼的皮鞭還來自最親近的人。有人因為孩子出生放棄原本蒸蒸日上的工作；有人被一場疾病拽回村莊學會認命；有人因為忍受不了兩代人的分離，被困在欠債蓋的新房；還有人無法接受親人的意外，從此把生活的半徑一點點縮小。
在400個人生路口前，很多人急剎車，或掉頭或轉向，離最初的目標越來越遠。曾經抱團的老鄉四散分離，如今，他們中還留在深圳的不過10余人，真正在當地“買了房”站穩腳跟的，不過個位數。
當年那批意氣風發的小夥子，大多已拖著疲憊衰老的身體回到了這個3388人的村莊——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興仁縣塘山村。
陳德才偶爾會在割草犁地的間隙，瞥到那些彎曲的身影，他還隱約記得，最初剛到深圳，大家還不時聚會吃飯，在深圳灣大酒店、世界之窗的工地都留下了合照。有老鄉打趣，說他們是一個帶一個、為了“好生活”集體遷徙的“群居動物”。
可後來的20多年，他搖搖頭，表示再也想不起什麼交集的畫面了。
一
28年的歲月似乎只停留在陳德才日漸衰老的身體裏，他再也扛不起七八十斤的水泥了，幹農活間隙休息的時間越來越長。可一說起最初奔赴深圳的經歷，這個滿臉皺紋的老人會一下子露出懊惱的神情，感嘆自己“浪費了十幾年”。
他在深圳停留了短短幾年，每日埋頭在蔬菜基地，一心一意想掙錢。那時，深圳常有人因“三證”不全被送進收容所，甚至被遣送回家，他聽說後就不怎麼愛出廠了。害怕再生小孩拖累家庭，他讓待在老家的妻子做了絕育手術。
這個男人不想出現一點點閃失。
在陳德才的回憶裏，那段日子“太好掙錢了”。那是1990年前後，家鄉村子約400個青壯勞力一個接一個地來到深圳，遍地的工廠像是會結出鈔票的樹。數據顯示，1989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由改革開放初期不到200萬人驟增到3000萬人。
當年頂著36歲“高齡”外出的他，工資8塊錢一天，“一個月就能掙一頭大肥豬”——在當時的塘山村，一頭大肥豬的價格不過200來塊錢。
“好日子”沒過多久，變故就毫無徵兆地來了。一封電報催促他即刻回家，信裏說，他的妻子“瘋了”，大冬天的往外亂跑，在別人家的田地撒潑打滾。
陳德才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等待他的，是妻子罹患間歇性精神分裂的診斷書。
他被這場疾病整整困住15年。每天照顧兒子、妻子，負責所有農活。揮舞鋤頭犁地時，他總會想，如果自己還在深圳該多好，那樣，小兒子就能吃上幾頓豬肉了。
落日後，他習慣坐在破舊老屋的門口，望望遠處的田地和歪歪扭扭的土路。那條通向村外的路上，拖著蛇皮口袋回鄉的人影逐漸多了起來。19歲的丁成松出現在了土路上，他匆匆結束了自己一年的深圳之行。
一年前，18歲的他跟著同鄉跳上火車，奔向收音機裏那個“遍地高樓大廈”的深圳。老闆看中了這個年輕健壯的小夥子，派他爬電線塔做線路維修的工作。丁成松興奮極了，從幾十米高的電線塔看過去，是一棟棟“特別大的工廠”和“滿街的卡車”，他從沒見過那麼多房子和車，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一個月的收入，足足有500元。
可沒多久，爬上高空時，他的心臟會一抽一抽地疼，頭暈目眩，身體不停“打轉轉”。
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兩個月。他沒錢也不敢去看病，胡亂吃了一堆藥，可第二天醒過來，心臟還是疼。
回到塘山村時，這個近170公分的少年兩手空空，除了一個裝著破爛衣服的蛇皮袋。 原本，這個少年數著自己爬過的電線塔，一個個記錄下位置，“還有點自豪”，回鄉時，這些紙張不知道被他扔哪去了，口袋裏從此塞進了一沓厚厚的病歷。
在通向夢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轉了個彎。
15年的時間裏，這樣的故事陳德才聽了太多，生活的變故似乎很輕易就能擊中他們的人生。
同村的李偉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廠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機遇。主管推薦他去上海的總廠學習，學成歸來就是班長，還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機會。可臨行前，老家打來電話，父親病了，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家裏沒錢沒人，等著他回去。李偉錯過了這次機會。
還有老鄉在傢具廠工作，送料時拿木條的手指不小心被捲進了機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間打飛。醫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勁搖頭，“小拇指另一半斷得齊刷刷，找不到了，也沒機會再接上了”。那幾個月，工廠斷指的員工有好幾個。
休養幾個月後，這個老鄉回到了原來的工廠，重復著此前的工作。
“你瘋了！那種地方還待？你就不怕嗎？”有村民問。
“換個地方，工資給不了那麼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個娃娃又是下一個。”早些時候，他在電路板廠工作，污染嚴重，每天工作口袋裏必定揣著烏黑色的解毒丸。因為實在不願忍受才換了傢具廠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幾年加了薪，“沒有成本再讓你換了”。
折返的老鄉帶回來一個又一個悲傷的故事，陳德才聽得心惶惶。小兒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學花錢了，陳德才咬著牙又一次出發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覺察出深圳的工廠開始外遷，工人要求學歷。“那裏不是過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勸他。
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廠給了他棲息之地。他還挂心著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沒事就找老闆問，“能給我老婆一個工作嗎？掃地、保潔都可以的。”
有老闆真的同意接收這對夫妻。他鎖上大門，下狠心把地一口氣租了出去，出來了。
大兒子大女兒都在深圳打工，當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給兩個大點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裏機會多！”活潑懂事的大女兒很受老闆和老鄉喜歡，快提拔當秘書了。小兒子則留在老家唸書，陳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週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來浙江”。
一家人從此四散遠離，可興奮的他覺得，“不會有更好的選擇了”。
二
在浙江東陽的工具廠，陳德才感受到了久違的幸福。工廠提供一個大蒸櫃，一到飯點，各家各戶把米淘好再放進去，米熟了，宿舍樓香氣四溢。
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著玉米吃飯。一個月能掙3000多塊，“再撐幾年，等到小兒子讀完大學，日子就好過了。”他總這樣想。
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打碎了他的設想。電話那頭是女婿顫抖的聲音，陳德才在注塑機嗞啦嗞啦的轟鳴聲裏聽到了噩耗，38歲的女兒沒了。
他和老伴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趕到貴陽，一路坐腫了腿、哭腫了眼睛。老兩口說不清女兒是怎麼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屍房，陳德才才想起來，自己有好多年沒見過這個懂事的大女兒了，她的臉還是胖胖的，皮膚黃了，身體有些部位腐爛了，眼睛閉著，永遠也睜不開了。
因為結婚，女兒前些年放棄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後，迫於生計，夫妻倆又齊刷刷跑到貴陽，女兒在一家酒店洗床單被套，女婿在幾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幾個孫子留在女婿老家。
想到這些，陳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兒，他說，他分明在女兒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經那個為了生計四散分離的家。
他想恨女婿，為什麼要把女兒帶到貴陽，留在深圳也許女兒早就當上白領了。可他恨不起來，女兒女婿的每一步都迫於無奈。身為父親，他不能勸女兒不要回老家結婚，他更不能勸女兒不去貴陽打工，從始至終，他“幫不上一點忙”。
失魂落魄的夫妻倆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丟了。只是妻子的狀態實在糟糕，自從看到女兒火化前的樣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陳德才沒辦法，只能盼著醫生開的“那種最便宜的藥”，藥效能好一點。
他的願望落空了。一個午後，宿捨得工友找到他，說妻子發瘋了。他順著指引，跑到後山去找，發現披頭散發的妻子在樹林裏亂竄，毛毛蟲、飛蟲還有叫不出來名的蟲爬滿手臂，妻子齜牙咧嘴地對他笑著。
陳德才哭了。打工這麼多年，這個老人第一次哭得那麼傷心。
那一年，倫敦奧運會成功舉辦，神舟九號一飛沖天。可這些熱鬧都與他無關，也與丁成松無關。從深圳回來後，丁成松生活的半徑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村裏的房子和三畝多的土地。
心臟的疾病有所好轉後，他迫不及待地跑到縣城，重操舊業。可才登了幾次電線塔，他的腰部就開始絞痛，尿出血，還時不時發燒。去醫院一檢查，他兩眼一抹黑——腎結石。
妻子前些年患上了嚴重的乳腺增生，幹活成了難題。有時候早上，躺在床上的兩個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幹活。
拿到診斷書的那天，他忘了參加孩子的家長會，老師打電話問，他一股腦兒說了。結果第二天，本該在學校待著的老大跑回家了，對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說，“爸爸你沒事吧。”說完，拿出80多塊錢，說是找全班同學借的，死死塞給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
對著天花板，丁成松無聲地哭了。
他開始徹底地害怕變故。一場持續的咳嗽、一次鑽心的胃絞痛都讓他擔心得整宿睡不著覺，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著這塊土地也掙不到錢，擺在他面前的，是無解的命題。
越來越多的人從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識到，原來老鄉和自己一樣脆弱，“一個變故也承受不起。”
有個老鄉被騙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著手電就去種棉花。當初，來招工的老闆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個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裏，一分錢不給，十幾個老鄉被分到了好幾個組，周圍都是說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認識，“謹防造反”。
他不服氣跑去理論，“為啥不發工資啊！”
“你要錢還是要命？”對方直接掏出了刀子。
一年後，他坐上了返鄉的火車，手裏被塞了幾個硬如磚頭的饃。他吃不下，餓著肚子到了家，把饃扔給狗，發現連狗也不吃。
這個老鄉後來幾乎再沒出過遠門了。他說，“我只相信我自己。”
他的弟弟隨產業轉移到了浙江。有一年，突遭母親去世，弟弟去找老闆商量，想結清這幾個月工資，回家奔喪。但老闆拒絕了他，“要麼幹滿一年，現在走一分錢沒有。”
他快給老闆跪下了，假期還是沒有請下來。車間裏的工友默默地聚在一起，你給一點，我湊一點，這個中年漢子的路費和喪葬費就這麼湊了出來。回去的路上，他發誓，“一定要離家近一點，最好早上知道事，下午就能回來的那種”。
可奔完喪，他還是回了浙江，離家近又合適的工作他沒有找到。
陳德才覺得，自己的性子在外面的幾十年被一點點改變了。他看到了太多無奈、太多心酸，看到了太多農民工的默默隱忍和麻木悲傷。
最早在深圳時，曾有一個同鄉得了重病，幾乎所有貴州籍的工友都發動了捐款，最後，他們湊了8000多塊錢醫藥費。可人終究沒留住。
塘山村村民楊錦雲在各個工地幹了好幾年，他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每次出了事故，附近的民工總會很快聚起來。關係好點的，商量著買點水果去醫院看看，不熟的，就抓緊時間問問出事是咋搞的，哪個步驟弄錯了。
交流結束，總有人補上一句，“要小心”。
第二天，這些民工都不會出現在工地了。大家已經養成習慣，出了事，一定會有調查取證商量賠付一堆事兒，工地的活兒一停就是好幾天。
沒有人等得起，過了一夜，還要重新去尋找新的工地，直到出事的工地再次召喚。
那時手機還沒有流行起來，很多老鄉遭遇了變故或者產業轉移，前後腳離開了所在的城市和成群的老鄉，卻沒留下聯繫方式。人一走，線也就斷了，400人四散在全國各地，好多人幾十年間再也沒見過了。
他記得，電視裏有人說過，“農民工在大城市裏打工，幹的是工人的工作，過的卻是流浪漢的生活。”
三
生活已經開始偏航。60多歲的陳德才越來越力不從心，有時候是作為搬運工的自己，對著幾十斤的貨物束手無策；有時候是妻子的突然病發，他只能默默祈禱妻子“別去搞破壞”；還有時候，是老闆辭退的通知，理由很簡單，“你不值這個價”。
他習慣了被趕來趕去，並且從不據理力爭，“跟老闆爭沒意思，又不會多給你工資，趕緊去找別的工作才重要”。
步履蹣跚的陳德才一直覺得，自己是因為錯過了最初在深圳的十幾年才落得“賣體力”的下場，可他那400名同鄉，兜兜轉轉20來年，也只有幾個人真正在深圳紮根落腳。
實現命運逆轉的村民楊劍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在深圳擁有自己的房子、車子和店面。這個生活體面的中年人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在深圳站穩腳跟，靠的是“背靠懸崖、無路可退、了無牽掛”。
跟隨村裏的大部隊去深圳打工時，他的父親極力地反對。離開那天，父親是拿著菜刀“送”他的。
這個20歲出頭的小夥子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和包裝廠的流水線有關，一個月賺100多塊錢。有老鄉叫他出去搞珍珠棉的生意，他二話沒說就辭職了。那時通訊不發達，他就每天坐公交車到各個工業區，企圖混進去，找各家企業談生意。
門衛攔住他，他說自己是有預約的李先生。一查，沒這個人。出去繞個半天，再回來，門衛換班了，這次他成了有預約的王先生。
他就這樣“用雙腳幾乎走完了珠三角所有的工廠”，以一個月穿破一雙皮鞋的代價，打開了銷路。
回頭看，這個從塘山村走出來的漢子說，自己毫無退路，“幾個月沒工資了，再打不開銷路我就只能餓死。”
楊劍覺得慶倖，那時自己剛結婚，妻子通情達理，父親和自己斷絕關係，也沒生孩子，可以說是“了無牽掛”。
可他的400個同鄉，卻沒有這樣的好運。李偉安置好病重的父親，從老家再次回到了浙江，還是去了原來的炊具廠，儘管失去了上升的機會，可他看中領導對他的重視，還偷偷想，賣力點多幹幾年，也許還能有一次這樣的機會。
生活的皮鞭又一次不經意落下。先來的不是機會，而是孩子。妻子懷孕了。李偉慌了，炊具廠的工資偏低，無法再負擔一個孩子了。他心裏糾結，一直拖著沒去辭職。
孩子出生後，他去超市買奶粉，走到貨架的邊邊角角，他覺得那些奶粉太貴太貴了。動輒幾百元的奶粉他拿起又放下。最後，這個年輕人把工作辭了。
一家人搬到了浙江另一座城市，李偉進了收入高幾百塊的傢具廠，開始賣苦力。
楊錦雲一直以為自己不會受家庭的影響，能在浙江的工地好好幹活，把家裏修房子欠下的十幾萬元還清。他在當地人緣不錯，找他幹活的工地不少。
最值得他高興的是，女兒成績優秀，獎狀擠滿了還顯得有些空蕩蕩的新房墻壁一角。
直到今年春天，老家父母來電話，一向懂事的孫女突然不願意去上學了。他才想起來，好多個疲憊的深夜，他都接到了女兒的電話。那時，他困得昏昏欲睡，電話那頭，上小學一年級的女兒告訴她，自己被同住的女生欺負，“如果不給錢就打我”。
女兒的話沒有太放在這個年輕父親的心上，他找到班主任，兩個大人一致認為：“六七歲的孩子，能欺負個啥？”
工作忙碌，他很快忘記了這件事。直到幾個月後，女兒在電話裏哭喊，“為什麼她還要欺負我？”女兒抽泣著說，欺負她的女生不僅沒有收斂，還變本加厲，繼續要錢。
他匆匆忙忙趕回貴州山區，看到女兒，好說歹說哄著到了學校門口。可女兒死活不願意下車，哇哇大哭，抱著他不松手。
他覺得自己也快哭了。最後，這個原本打算“把女兒哄進學校就走”的父親，允諾每天接送孩子上學。幾個月過去，他依然留在老家，每天送走女兒後，再騎著摩托車到縣城做零工。
這不是他想要的局面。家裏的兩層小樓，他給三個孩子一人留了一間房，為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立的空間。他年輕時在廣東打工，曾住過臭烘烘的集體宿舍，“沒有隱私”，他不想孩子也過那樣的生活。
咬著牙，楊錦雲把房子多加了幾十平方米，代價則是多出來的十余萬元成本。
這個父親吐著煙圈，眼睛紅紅的，他說自己也不知道還要在家鄉等多久，不過，他很確定一件事，“女兒不恢復過來，我是不會走的。”
四
兩年前，被藤椅廠老闆趕出來時，陳德才預感到了自己的命運。在廠裏慢吞吞地搬東西時，老闆衝他喊，“沒用”。
他和老婆在工業區轉了一圈又一圈，沒有工廠再願意收留這對年過花甲的打工夫妻了。前年，老兩口終於回到了落滿灰塵的老屋。
陳德才在村裏遇到了很多返鄉的中老年人，人數一年比一年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稱，2016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其中，在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13585萬人，比上年減少157萬人，下降1.1%。
這些中老年返鄉農民工最常說的詞是迷茫，“回到村裏不知道能幹什麼。”
“搞養殖？你有經驗嗎？”
“賣蔬菜水果？你了解市場嗎？有技術嗎？土地流轉有資源嗎？”
李偉也加入了這些討論，他最終選擇重操舊業——屠夫。
“我真的很怕很怕風險。”這個30多歲的中年男人一臉憂愁地說，“如果養豬養牛市場不好呢？如果搞種植天氣不好影響收成呢？”他說，自己每想到一個念頭，就會迅速打消，思來想去，他挑了所謂“最穩當的工作”。
這種感覺讓他覺得陌生，十幾年前出門時，他滿心壯志，他想著乾大事，學技術，掙大錢。如今回來時，這些豪氣萬丈的聲音仿佛跟假話似的。
一直到前些日子，縣裏組織的扶貧培訓項目才讓他重新得到機遇，他放下屠夫的工作，去學習電路知識，預備學成後換個收入更高的工作。每天夜裏他從不遲到，聽課的人中，塘山村的這批中年人佔了快三分之一。
同村的徐建峰很早就意識到打工並不長久，10多年前，早早學會了開卡車。一度，在工地開車的他以為自己觸摸到了機會。當地招聘公交車司機，關鍵要求寫得很醒目，駕齡超過20年。
可應聘時，對方只說了一句，“外地駕駛員不要”。
他開始攢錢，打算湊夠了錢就買輛車回到黔西南州跑運輸生意。幾年後，他的車有了，高速公路上的貨車越來越多，油價也漲起來了，運輸生鮮的生意越來越難做。
徐建峰把車從市裏開回了縣城，發現還是沒有太多可幹的活兒，滿城都是搞運輸的農民工，“在外面打過工還有駕照的，幾乎都在幹這個”。最終，這輛車被開回了塘山村空蕩蕩的新房。
他還聽說，有同村的人昔日在深圳的製鞋廠幹了幾年，回來後在隔壁鎮上開了鞋店，十幾年間生意火爆。可最近幾年，網際網路席捲而來，實體店舖生意越來越難做。
“兜兜轉轉還是這樣，改變命運真的那麼難嗎？”徐建峰喃喃道。
這句話，楊劍深有同感。他在深圳做生意破產後，帶著僅剩的積蓄回到老婆家，試圖在當地開辦廣告公司，可真當他進入市場才發現，凱里市在2000年就有了大大小小60多家廣告公司，市場競爭激烈，他在本地無依無靠，支撐了三年，還是關門了。
他覺得自己在凱里被打回了原形，“你以為自己懂了很多，積累了很多，其實你還是一無所有。”
只有丁成松的生活看起來穩當得一成不變。他牢牢地守著那3畝租來的土地。儘管，剔除掉成本和租金，他幾乎一年剩不下什麼錢，可他還是覺得，“至少一家人不會餓死”。
這個居住在村裏最偏僻一隅的男人拒絕異地扶貧搬遷。面對扶貧幹部多次勸說，他態度堅決，“去了城市，你連蔥蔥蒜蒜都要買，說是可以打工，可身體不好打什麼工，做不了工，只能在床上等著餓死嗎？”
他已經不再嚮往外面的世界了。“一天都要坐著，要吃好幾次藥，哪要我們？”他默默地說，“只有土地不會離開我。”
五
地處黔西南的塘山村掩映在一片喀斯特山群裏，土地是這裡最珍貴的資源。丁成松租來的土地大多藏在石頭山的邊邊角角，最遠的一處，離他家有一個多小時的步行路程，玉米豐收，要來回走30趟才能收完。家裏的屋子修到一半就停下了，漆也沒刷。蹲在門前，丁成松用刀反覆切割樹的葉子，他和妻子喜歡切細點，這樣牛吃起來好消化。
偶爾孩子也會怯生生地問他，學校要求買雙運動鞋上體育課，該咋辦。那時，丁成松會很難過，他看著大兒子黑黢黢的腳，指了指遠處自家藏在石頭山縫隙的地說：“這地天生就有肥地、瘦地，你看看我們家的地，那就是瘦地，種不出什麼名堂。娃娃啊，你就生在瘦地裏，沒辦法，只能認命啊。”
大兒子眼淚汪汪的，“知道了知道了，爸爸，我不要鞋了，你別說了。”
楊劍一度也認命了。凱里創業失敗後，他回到媳婦的農村老家，整夜整夜地失眠，頭髮一掉一大把，他提不起興趣也沒有信心去工作，每天在家裏“混吃等死”。直到小兒子出生，家裏一下子捉襟見肘，這個父親聽不得兒子的哭聲，他咬咬牙，出發了。
目的地，還是深圳，“又愛又恨的深圳”。
他從超市促銷重新起步，一步步做到了主管、經理，再出走繼續創業。最開始那段日子，他一個人在深圳，嘴皮幹疼，夜裏想家，“不努力孩子就要餓死”，第二天又精神抖擻地去上班了。
楊劍感謝他的兒子，“如果不是他，我不會硬著頭皮再回深圳，也不會再去拼最後一把。”
在如今擁有好幾家店面的楊劍眼中，曾經的自己和400個同鄉，就像是一群跋山涉水的“群居動物”，終於來到深圳，還沒來得及享受陽光和食物，就在變化莫測的自然界前紛紛摔了跟頭。
“我們都以為這裡有最好的條件。卻忘了大自然不會只有風和日麗。”他說，深圳在短短時間內完成了產業轉型，如果自身不跟著調整，等待的命運只會是被淘汰。
不過在他看來，這個過程近乎殘忍。看似400個人擁有400個命運分岔的路口，可大多數人“只有一個出口”，“灰撲撲地回老家了”。
幾年來被生活趕來趕去的陳德才學會了和生活握手言和，他在家養了一些豬和牛，想著多少掙點，也能為兒子娶媳婦出點力。小兒子的婚房還沒著落，大兒子更是連對象都沒有。
唯一能讓他心安的，是兩本朱紅色的臨時居住證。
當年離開浙江時，他把它們帶回了老家，放進了床頭櫃，時不時拿出來看一看。紅色的印子還清晰可見，那是他眼中官方的“認可”。他等待著哪一天還能拖著衰老的身體回去，自豪地掏出臨時居住證，再豪氣地幹上幾年，把兒子的婚房、車子掙出來，就像當年剛去時那樣，用勤勞的雙手供小兒子讀完大學。
這個滿頭白髮的老人捨不得扔這兩本早已過期的證件。他說，“不會有更好的選擇了。”
(除楊劍外，本文其餘採訪對象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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