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的黃昏
時鐘的指針指向下午5點。55歲的金秀琴利落地換下胸前印著“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兒穿膩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紅短袖，抓起一個尼龍袋，把穿著肉色絲襪的腳蹬進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樓道裏的電梯按鈕。
在不到15分鐘的時間裏，這雙平底鞋匆匆穿過狹窄的衚同、低矮的居民區，穿過汽車、自行車、行人和寵物狗，停在一家幼兒園的3樓。對於金秀琴來說，這段路是她在北京為數不多的熟悉路線。5歲的外孫手裏舉著一塊餅乾，已經等了一陣子了。
她掐著表算，接到外孫後要送他去上半小時的輔導班，然後必須在7點之前做好晚飯。離家之前，她已經把豆角擇好洗凈，只等下鍋。
5年前，為了完成這些“任務”，金秀琴離開生活了50年的東北鐵嶺。
在學術界，這些跟隨子女從外省市的農村或城鎮到現居住地短期或長期生活的、非本地戶籍的異鄉老年人，被稱為“老漂族”。
國家衛計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我國流動老人將近1800萬，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老人比例高達43%。
表面上，他們是這座城市極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們並不屬於這裡。 這些老人從四面八方來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黃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黃昏中漂浮不定。
“這是他們的家，我拿那麼多東西幹什麼”
相比熱鬧的黃昏，老人們的清晨要落寞許多。
早上5點，在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們幾乎同時醒來。從陳顯蘭的房間向外看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燈還在灰濛濛的空氣中亮著。這是一套兩居室，她輕輕走到女兒的房間，給外孫女喂牛奶、換尿布。外孫女現在一歲多，年紀跟陳顯蘭來到北京的時間一樣。
客廳裏沒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關進廚房，在鍋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溫吞地熬著。按照河南老家的習慣，早上她通常會炒幾個菜，“吃不慣這邊的鹹菜”。
一年半以前，62歲的陳顯蘭在老家接到女兒電話的時候，同樣在做飯。在滋滋啦啦的油鍋旁，她聽見還有兩個月就臨盆的女兒說自己要上班，沒有時間洗衣做飯，想請她過去幫忙。
放下電話，這個樸素的農婦心裏有些高興。從女兒上大學開始，母女倆已經有10多年沒長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強，從來沒讓父母擔心過，可這一次，身為母親的她也有了一種“被需要”的欣喜。
那個春天，陳顯蘭和老伴連夜給地裏種的大豆澆水，第一天澆到夜裏11點，第二天澆到淩晨2點。幾天后，她把兩身衣服塞進一個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頭，等著開往鄭州的大巴。陳顯蘭暈車，在兩個小時的車程裏，她吐了好幾次。
金秀琴清早的鍋裏同樣翻滾著米粥。她習慣把洗乾淨的雞蛋跟粥一起煮，雞蛋是她特地從老家帶過來的。
在老家，她原本養了10多只雞和五六頭豬，臨走前全部賣掉了。老伴雖然不跟她一起來，卻也要四處打工，無暇餵養它們。5年來，她每次來北京，都要帶上剁好的排骨和雞肉，分成幾部分裝到小袋子裏，跟幹豆腐、雞蛋、蘑菇、鹹菜一起裝進大紙箱，拎上火車，“都是孩子愛吃的”。
她相信一切東西都是老家的最好，自己能夠帶在身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62歲的田慧芬和63歲的程麗雲分別從哈爾濱和大連來到北京，為兒女照顧下一代，至今已經有10年。她們來的時候連箱子都沒帶，就背了一個包。兩位老人互不相識，卻說著一樣的話：“這是他們的家，我拿那麼多東西幹什麼。”
學者潘永康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傳統社會，中國家庭的生命週期特點是：年輕人婚後先與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後與父母分開，在子女成婚後又與父母合住，最後再分開，如此週期迴圈。其中，婚後與父母合住的主要考慮是住房，由於父代通常先擁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選擇，體現出“父代權威”的代際關係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決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偉進指出，當前人口流動性增強，婚後合住的可能性變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慮是父代幫忙撫養孫代，這個時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權威”代際關係模式，家庭投入和決策的重心傾向於子代。
這些母親正在重新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新時代的“母親”
7點左右，天完全亮了。早上是很多家庭分離的時刻。
粥已經上桌，旁邊擺著地瓜、油條、饅頭、鹹菜或炒菜。要上班的匆忙吃了幾口就出門了。金秀琴和田慧芬要送孩子去上幼兒園，程麗雲送孫女上小學。陳顯蘭把一歲多的孩子抱在懷裏，看一眼時鐘，又快到了哄她睡覺的時間了。
在來北京之前，這些老人從沒想過會在這裡長期生活。陳顯蘭原本打算等女兒出了月子就回去，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兩年。可是因為“沒辦法”，她們全都一直待到了現在。
在最開始的那一天，老人們從不同方向、坐著不同的車次抵達北京。等在車站的兒女們把他們帶上私家車、計程車、公交車或是地鐵，散到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
下了火車，陳顯蘭和老伴直接坐上地鐵去了天安門，“轉了一上午”。在那之前，這個近5千平方米的廣場幾乎是他們對北京的所有想像。而他們即將前往的家，尚在一直往東的15公里外。跟氣派的天安門廣場不同，老舊的小區裏樓道昏暗，宣傳欄裏還貼著用毛筆寫的標語。
金秀琴跟陳顯蘭去往的是同一個方向，只是離天安門要近5公里。女兒和女婿在北京做生意，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是一個老小區的11樓。她第一次需要坐電梯出門。
田慧芬下火車後坐進了一輛賓士，女兒和女婿都從事金融工作，家也在天安門15公里之外，只不過方向是正北，緊挨著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到了晚上到處都是戴著耳機跑步的人。
來北京之前，陳顯蘭夫妻倆先去山東看望了一下大兒子。他們一共三個孩子，沒有一個留在老家。因為工作原因，原本在洛陽長期居住的大兒子近兩年在山東淄博。小兒子單位在西安，這幾年被外派到非洲。這些年，老兩口隨著子女“漂”在不同的城市。
把陳顯蘭送到女兒家中後，陳顯蘭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裏有地，還有90多歲的老人要照顧，實在走不開。”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倆長期分居。“沒什麼事平時基本不聯繫，”金秀琴說，“電話費貴啊。”
有研究顯示，在遷居地照顧孫輩的老人中，女性佔比更大。成為母親幾十年後，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親”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時光，陳顯蘭都要跟一個嬰兒一起度過。剛開始，她不習慣給孩子用尿不濕，“那麼包著孩子能舒服嗎？”在她的3個子女還是嬰兒的時代，這個母親都是用尿布，然後在下面墊一小塊毯子，再下面鋪一層油紙。
她也不習慣嬰兒的飲食。綠的青菜、紅的胡蘿蔔，甚至豬肉都被打成泥狀，五顏六色地裝在一個個透明的小玻璃罐裏。在她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饅頭餵大的。
但是幾個月後，陳顯蘭慢慢學會使用帶遮陽蓬的嬰兒車，每天在固定時間給孩子喂食各種營養粉調成的“輔食”，也知道在遞給孩子食物前要用濕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時候不能看電視。田慧芬學會了喝水時嘴唇不接觸杯沿，因為女兒告訴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個水杯喝水。
這些母親正在重新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新時代的“母親”。
她們被迫與這個迅猛發展的時代接軌。在兒女們淘汰下來的智慧手機上，字體被調到最大。程麗雲害怕聽到兒子在那頭說“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陳顯蘭經常會把手機拿反，在慌亂中通常要把螢幕滑動三次以上才會接聽成功。
她們被反覆告知，那個巴掌大的手機和裏面一個名叫“微信”的“綠色方框”是這個時代能夠被找到的唯一方式。那是人際關係最後的安全感。
對於老人來說，這種安全感並不總能得到滿足。陳顯蘭的女兒偶爾看一眼母親的手機，發現她最頻繁的聊天對象除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親戚朋友們。而有好幾次，母親曾嘗試發起微信視頻聊天，但“對方無應答”。
上海應用技術學院講師苗瑞鳳調研發現，沒來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對於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較樂觀的預期，認為能夠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處，約23%的老人願意在城市子女家養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過一段時間之後，上述兩項比例明顯降低。但是儘管如此，絕大多數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適應當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幫助，自己還是能夠在子女家生活的。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以貫之的責任意識”的體現，也可以謂之“家庭中的利他主義”。
“他們不被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這座城市”
比起陳顯蘭，外孫已經上幼兒園的金秀琴白天要更難打發。這幾年，她發現周邊有幾處可以做免費理療的地方，幾乎每天都去。做理療的儀器要上萬元，她已經“免費試用”了一年多，從沒想過要買。
她們似乎很快適應了北京的生活。來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離家最近的菜市場，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鮮，也知道小區裏僅有的幾張長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在小區，“老鄉找老鄉”的老人們形成了“東北幫”“老四川”等。有學者指出，同鄉認同和同鄉團體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鄉情感和機構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國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時候，她們依然保持著一種隔離感。陳顯蘭去菜市場買菜時，發現幾乎沒有人用現金交易，每個攤位旁邊都豎著一個黑色的、“曲裏拐彎的”條碼，“人家說掃一下就行”。她不會用，手裏緊緊攥著幾塊零錢。
田慧芬家的樓下就有一家超市，但她依然每天都要騎車去兩公里以外的菜市場，“那邊便宜不少呢”。女兒在她的手機裏下載了共用單車的軟體，她也從來不用。“我有自行車，用那個幹嘛。”金秀琴有次在商場給女兒買了一件“白底帶花”的衣服，“不到一百塊錢”，可是從來沒見女兒穿過。
大多數時候，她們的活動範圍只是周圍兩公里之內。陳顯蘭從來沒有自己坐地鐵出過門，也“不想學”。最遠的一次是帶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學校園。有時跟老伴一起，帶著外孫女去商場玩，也從來沒買過任何東西。
他們不在乎一雙鞋、一個包的價格，只關心哪有噴泉、有長椅。女兒下班會經過那個商場，陳顯蘭有時在二樓搖著手臂呼喊，女兒聽見了，卻沒有抬頭，匆匆走上電梯。
田慧芬一個人的時候最遠去過旁邊的森林公園，那裏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著手跳交誼舞，她喜歡看，自己卻從來不跳。有的老人酷愛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著手看別人下，自己從來沒下過，居委會組織的各種活動，也從未得到通知。還有的老人喜歡坐公交，繞著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轉。
程麗雲不喜歡坐公交。她不喜歡上車時自己的卡只會發出“嘀”的一聲，而沒有跟著一句“老年卡”。有時車上會低低地傳來一聲“外來的”，她心里落寞，卻又憤憤不平：“要是我兒子沒能耐，人家會請他過來？”
金秀琴樓下的清潔工會拖著長長的兒化音跟她說，“外地人怎麼著也不如北京人”。陳顯蘭只會說河南話，有時跟北京老人搭話時，對方直接說自己“聽不懂”。
“他們不被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這座城市。”陳顯蘭的女兒說。
為了讓他們更加“接收與被接受”，陳顯蘭的女兒特意把單位分配的人民大會堂講座名額給了父母。老兩口聽完之後直說後悔，“裏邊都是年輕人，穿西裝打領帶，拿著手機和本子不停地記，哪有像俺們這麼大年紀的，跟傻子似的。”陳顯蘭盤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說。“不過大會堂真氣派，有好幾層，還鋪著紅地毯哩！”
有幾秒鐘，祖孫兩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著
對老人們來說，一天中的午飯是最草率的。
陳顯蘭的外孫女愛吃麵條，她幾乎每天中午都做，自己也跟著吃一點。金秀琴有時就吃一塊硬邦邦的發糕。田慧芳吃的可能是前幾天剩的餃子。
晚飯顯得格外隆重。每天下午3點半，田慧芳就開始做飯。幼兒園的班車下午5點會停在小區門口，她必須在那之前把飯做好，第一時間出現在外孫面前。這已經是她的第二個外孫，“老大”已經上小學，剛參加完夏令營。為了迎接他回家，田慧芬那天特地蒸了幾隻螃蟹。
狹小的廚房裏，有3個容器同時冒著熱氣——電飯煲、電燉盅和蒸鍋。她把一個計時器固定在冰箱上，設定時間是20分鐘，用來提醒自己螃蟹已經蒸好了。“現在腦子不好使了。”她瞇著眼，戴上圍裙，把茄子蒂切成蜂窩狀。午後的小區裏靜悄悄的，這是為數不多的開著抽油煙機的廚房。
很快，茄子下鍋了，熱氣開始出現在這第4個容器上。“其實我不愛做飯，但是沒辦法，他們工作都忙。”田慧芳按照東北老家的做法，把茄子在油鍋裏翻滾了幾遍，然後用鏟子鏟成兩段。
每次來北京，她帶的東西都不多，但總會帶一點哈爾濱紅腸。“老大愛吃紅腸炒飯。”逛超市的時候，她會特意看一眼紅腸的價格，“比老家貴10塊錢”。
她清楚地記得各種地方、各種食材的價格。超市裏的番茄賣5塊多，“菜市場最多3塊錢”。大瓶裝的鮮牛奶要18.5元，“能喝三四天”。偶爾去超市，她總要去看看特價菜。
金秀琴家門口的過道裏永遠堆著一兜塑膠瓶，“一兜能賣一塊多吧”。還有老人四處收集皺巴巴的塑膠袋，用作垃圾袋。有一次，陳顯蘭的女兒買了個一千多元的包，她不理解，“跟幾十塊的有什麼區別”。女兒說“你看不出來，別人能看出來”。有時女兒會故意告訴母親某樣東西的價格，“我想讓她知道，我能負擔得起”。
廚房沒有空調，悶熱不堪。田慧芳從冰箱裏拿出一小塊黃油，在鍋底融開，放入切成小片的口蘑，翻炒一會兒之後用榨汁機榨成乳白色的汁。她從來沒吃過，只是有次聽外孫說起，她想試試看。家裏的鹽是粉紅色的粗粒晶體，她不知道跟白色的有什麼不同，只知道是“他們從國外帶回來的”。
程麗雲的孫女不愛吃老家常做的蝦皮，愛吃三文魚，還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區別。她跟老伴在小區一片空地上種了一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們想吃小湯山的有機白菜、彩椒、西蘭花、荷蘭豆。她總覺得菜譜是“別人的東西”。“程麗雲經常做的包子、餃子和油炸食品，孫女說“吃膩了”。
每週六的下午，她都要帶孫女去上繪畫輔導班。上課期間，程麗雲就坐在教室門外的沙發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給她發過一段文字：“不見孫子想孫子，見了孫子怕孫子；小孫子吃喝拉撒忙壞了老孫子，老孫子手忙腳亂還照顧不好小孫子……” 她覺得很有道理。
“都說父母給看孩子是應該的，其實真不是。”她一邊覺得“說這些沒意思”，一邊反覆說“現在的孩子不知道什麼是節儉和感恩”。她覺得孫女的衣服太多，吃飯浪費，“配一副眼鏡要兩千塊錢，三四百的不一樣嗎？”報的輔導班有鋼琴、繪畫、英語、奧數，每套課程至少六千元。
“太貴了。一個女孩子，要那麼拔尖幹什麼？”程麗雲嘆了口氣，又有點自豪和心疼，“她是校田徑隊的，鋼琴已經過八級了，游泳會四種泳姿，繪畫也正在考六級。孩子那麼累，我也捨不得。”
孫女受不了程麗雲的“過分節儉”和“嘮嘮叨叨”。公共場合奶奶在說話時，她會一臉無奈，跟旁邊的同學說：“真服了我奶奶了。”她也不喜歡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說：“我跟奶奶不在一個頻道上。”
程麗雲知道孫女“看不上自己”。有次孫女把公交卡忘在繪畫的教室裏了，但堅持奶奶沒把卡交給她。“不是公交卡的事，是老人說的話她總是不往心裏去。”有幾秒鐘，祖孫兩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著。
每當這種時候，程麗雲就想回老家。
那裏有老伴，有年邁需要照顧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們，還有“自由”
陳顯蘭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張10釐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著外孫女換下來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臟，一天要換兩三次。”她不習慣用洗衣機，覺得手洗得乾淨。
洗衣服時，她說她常想“老家裏老人的臟衣服也該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裏就該變黃了”。
以前她家年年種棉花，到了秋天地裏白花花的一片，“看著可高興”。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裏的人在這幾年間走了將近一半，幾乎沒人種了。地裏只種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每天晚上，老人都要固定收看河南電視臺的天氣預報。他們通過天氣預報想像地裏莊稼的長勢。走在商場裏，陳顯蘭隨手從模特腳下拾起一小塊白色的填充物，旋即扔下，“這不是棉花”。
前些天，她的老伴也來北京了。行李箱裏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們在自己院子裏栽的，可甜。”陳顯蘭手裏攥著一個蒼蠅拍。
蒼蠅拍是親家買的。有時候，同是河南老鄉的親家也會到北京幫忙看孩子，兩家老人交替居住在同一個房間。房間裏留存著不同的人使用過的物品，彼此並不隨意挪動。
“估計十月份他們就該過來了，俺們就回家，豆子和花生該收了。”交談時，陳顯蘭陷在褶皺中的眼睛很少直視對方，更多是笑瞇瞇地看向遠處或地面。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鐵嶺農村，自從來北京之後院子裏啥也沒種，只是地裏還種著玉米。去年過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個月，每天傍晚拿著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從5點一直跳到8點。
“家門口那條街從南到北，大家都認識。”她喜歡老家敞亮的門廳和院子，“一開門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歡住帶電梯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樓道。
跟外孫和兒子擠在一個小房間裏睡覺，她覺得“憋屈”。在老家習慣了睡覺不穿衣服，剛來北京的那段時間，她愣是睡不著。被問到回老家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時，老人想了半天，說“要非說有啥，就是沒有路燈”。
田慧芬在哈爾濱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但她還是“恨不得現在就回去”。那裏有老伴，有年邁需要照顧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們，還有“自由”。
她經常在微信上跟以前的同事聊天，在北京斷斷續續生活了10年，她依然能第一時間知道哈爾濱哪個地區房價漲了。過來的時候，她連衣服都沒帶幾件，冬天只有兩條牛仔褲換著穿。
“還是家裏舒服，北京太熱了。”有的老人因為適應不了氣候，會在酷暑或寒冬來臨之前，像候鳥一樣回到老家。
“聽說做保姆現在掙得可多了，每個月七八千，”在廚房裏待得太久，油煙味已經滲入她斑駁的白髮裏，“要是我再年輕20歲，也想在這幹兩年保姆，然後在老家買個二手房。我跟老伴兩個人住20平方米的就夠了。”
老人沉浸在回憶與想像中，渾然不覺廚房裏多了一股糊味兒。螃蟹煮幹了。她立刻變得懊惱，抓過冰箱上的計時器使勁兒按，“這玩意兒咋不好使了呢？”
苗瑞鳳發現，這些老人不僅準確地認識到了他們在權威、地位等方面的損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個有機部分了。為了維護父母的權威，克服被拋棄和無用的感覺，老年父母會堅持分擔日常事務，為子女節儉持家。
“這裡隱含著一種人生觀，即所有的社會成員要將他們的體力和心智毫無保留地貢獻給所在的社會、通過參加力所能及的活動，老年人才不會產生被拋棄和無用的感覺，不管其地位是多麼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卻達不到子女的標準。”苗瑞鳳在一篇論文中寫道。
“現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興，沒什麼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間裏有一個櫃子，專門用來放她的藥。扁平的白色藥盒摞了好幾堆。
她長年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藥，每次吃三種。她在老家參加的“新農合”醫保無法報銷在北京看病的費用，每次去開藥都要一下子買上好幾個月的，用大號的尼龍袋裝回北京。
這幾年，外孫已經從一個嬰兒長到她下巴那麼高，她的身體卻越來越衰老。在老家“天可藍可藍”，可是在北京她開始患上鼻炎。視力也越來越模糊，有天她上街買菜時，在一個小攤上花15塊錢買了一副老花鏡。“孩子們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圖用各種方法逆轉衰老。她聽說曾經有位老人從西安到上海幫忙照料兩個兒子的孩子，卻在兩個家庭的奔波途中突發腦溢血去世。前幾年，她帶外孫去上游泳課時，自己在一旁也跟著學會了。之後幾乎每週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館，穿著女兒給她買的豹紋泳衣，一頭扎進泳池。
陳顯蘭的兒女們告訴她，“您身體健康就是幫大忙了”。她不想給孩子們添麻煩。有數據顯示，在老年群體患抑鬱症的人群中，尤以流動老人居多。
2016年3月16日，在陳顯蘭夫婦去過的人民大會堂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政府下決心要推進全國醫保聯網，爭取用兩年時間，使老年人跨省異地住院費用能夠直接結算，“使合情合理的異地結算問題不再成為群眾的痛點”。
截至今年7月21日，全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接入國家異地就醫結算系統。
9月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佈消息稱，北京市所有有床位的676家定點醫療機構目前已全部接入國家異地就醫結算平臺。
然而對這些老人而言，他們很少有權威渠道獲取這些資訊，只能互相打聽：“總理說的那事現在怎麼樣了？”
面對死亡，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無數設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發疾病，讓兒女趕緊把自己送回老家，因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經為自己選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處高高的山坡上，因為“喜歡熱鬧”。
但總有一個理由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陳顯蘭的臥室跟女兒的臥室形成了一個夾角，她從屋裏能看到女兒房間。有時老人在淩晨醒來，看到另一扇窗戶裏還亮著燈。“閨女從小就好看書，”她驕傲又心疼，“冬天天不亮就走了，黑了也回不來”。
程麗雲的兒子在一家軟體公司上班，她偶爾過去，“就看見一排排小腦袋”。有的老人無意中看見自己拿到博士學位的孩子為了省錢買學區房，在噴泉旁邊洗車，一下子淚流滿面。
“身為父母，為了孩子我們做什麼都是應該的。”陳顯蘭說。她種了一輩子地，沒有退休金，女兒把平日給她的生活費都放到一個小抽屜裏，看著快沒了就放一些進去。家裏困難，女兒結婚時他們沒出一分錢的嫁粧，小兩口買100多萬的房子貸了90多萬的款，他們也“一點忙也沒幫上”，心裏一直覺得愧疚。
“現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興，沒什麼好抱怨的。”她說。
兒女不想讓老人離開，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兒女把老人的證件和鑰匙全部藏了起來。
也有老人已經不適應老家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說：“老家的房子太大，太空曠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們會覺得家鄉的街道突然變得臟亂擁擠，甚至陌生，連人情往來都成了負擔。某種意義上，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是異鄉人。
華東理工大學的李靜雅在她的碩士畢業論文中指出，在遷居地照顧晚輩的忙碌生活讓這些老人有了一種充實感，對子女家庭的依賴程度較高。階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擾之後，由於無法自我調適和寬慰，會選擇回到老家，但由於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會重新踏上遷移之路。
黃昏如期而至，陳顯蘭和老伴在電動車上，兩個衰老的軀體把一個熟睡的新生命夾在中間，緩慢地朝夕陽駛去。
他們心裏清楚，自己陪伴外孫女的時間不會太久了。兩個兒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們即將“漂”到另一座城市。
幾天前的早上5點37分，金秀琴的女兒生下了第二個孩子。經過了一夜的疼痛，這位產婦在疲憊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親正蜷縮在病房門口的長椅上，整夜沒有合眼。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玄增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陳顯蘭、田慧芬、程麗雲為化名)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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