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隨著日本首相野田宣佈解散國會，日本各方的目光已轉移至12月16日的眾議院大選。正如其前任一般，野田成了又一位“短命首相”。這也意味著高舉“政權更疊”，“新風、新氣息”旗號的民主黨政權至此告一段落。因為，誰也不看好民主黨和野田。
與6年6拜靖國神社從而與鄰國關係鬧得不可開交的“劇場型”政客小泉純一郎政權(2001∼2006年)相比較，“後小泉”6年(2006∼2012年)的日本有著如下幾個明顯特徵：
首先是6年來換了6個首相。
前3位首相來自“萬年執政黨”的自民黨，後3位首相則由脫胎于自民黨、號稱“改革”、實為第二自民黨的民主黨人擔任。兩大保守黨獨領風騷各三載，各自如走馬燈似的更換了3個首相。在這一點上，有“咖喱飯”與“飯+咖喱”之差異的自民黨和民主黨堪稱平分秋色，難分伯仲。
其次是媒體不斷製造“新期待”。
兩黨的共同特徵是：新首相都是在高支援率與主流媒體的一片歡呼聲中誕生，然後又在低支援率與媒體的奚落聲中離開首相府。何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大眾傳媒與其說是在肩負起客觀報道和輿論監督的任務，不如說是在扮演維持政局穩定、不斷製造新幻想和新期待的角色。
特別是在民主黨獲勝、“政權更疊”的時刻，如1993年細川護熙“非自民黨聯合政府”誕生時一般，日本大眾傳媒再度掀起“新黨”、“新風”、“新氣息”的讚頌熱潮。什麼“政治地殼大變動”(即“變天”說)、“政治分水嶺”之類聳人聽聞的詞語再度被派上用場。但翻開底牌，“民主”與“自民”並沒有什麼兩樣。特別是到了野田內閣時期，兩者的差異近乎于零，所謂“兩大保守黨救國論”至此遂告徹底破產。
然而，此刻的日本主流傳媒又開始配合政局，迎合某些新黨、新老政治明星與政客的需要，開始兜售“第三極期待論”，或“三大(保守)政黨論”等新貨色。
6年來，自民黨陣營先後粉墨登場的首相有三人：其一是被喻為有“優質政治遺傳基因”的“真命天子”安倍晉三(其外祖父為甲級戰犯、有“昭和妖怪”之稱的前首相岸信介，父親為前外相安倍晉太郎)；其二是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長子、被視為穩健派與協調型的福田康夫；其三是出自名門的世襲議員麻生太郎(其高外祖父為明治時代首任內務大臣大久保利通，外祖父是戰後著名首相吉田茂，岳父為前首相鈴木善幸，父親麻生太賀吉當過眾議院議員)。
第三是一老一少首相棄甲而逃。
三人皆出身豪門，是“官二代”或“官N代”的代表人物。如果說首先登上首相寶座，徒有鷹派姿態而稚氣未脫的安倍晉三是“少爺首相”的話，半推半就、作“黃袍加身”狀的福田康夫則堪稱不折不扣的“老爺首相”。兩者共同面對的是如何解決國內一籌莫展的經濟難題及如何應對國會選舉。他們最大的憂慮就是選民的裁判和最大反對黨民主黨的對抗與挑戰。野心勃勃、揚言建立“美麗國家”的安倍在參議院大選嚴重受挫、理應引咎辭職時不肯按照遊戲規則下野，但在重組內閣之後卻突然偷偷溜至醫院，稱“病”卸下首相之職，最終落下一個“不負責任首相”的不光彩名聲。
繼任的“怕輸型政治家”福田首相則不動聲色，在接管政權一年後表示自己在“健康上沒問題”，但卻以能“客觀看待自己”和有“自知之明”為擋箭牌，仿傚安倍棄甲而逃。兩個一老一少的首相相繼拋棄政權、逃之夭夭，這在權力鬥爭異常劇烈的自民黨黨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事。“世襲議員”的本質與日本政治結構之弊端，在此可以說暴露無遺。
第四是傳媒從未反思“造神”運動。
說來也奇怪，熱衷於為“政治紅星”抬轎子的日本大眾傳媒，對於自身在營造、渲染與推高安倍與福田的人氣指數(實際上是“造神”運動)最終卻落井下石的自相矛盾的行為似乎並不在意，也從未作過自我檢討。緊接著，日本大眾傳媒又把吹捧的重點集中在有“失言癖”的麻生太郎身上。這回輿論誘導的重點，是把麻生的“大嘴巴”轉化為“心直口快”的美談。
然而，曾幾何時，這位被稱為“心直口快”的“大嘴巴首相”，卻被輿論界作了如下定位：“百年一現的無能首相”遇到“百年一次的不景氣”，這立馬讓麻生的支援率只見下跌而毫無回升希望。與安倍、福田兩位前首相知難而退、選擇“逃跑”的道路不同，麻生下定決心緊抱住政權不放。他寧可讓自民黨政權與他共存亡，也不肯將位子禪讓于黨內的任何人士。麻生這一“以不變應萬變”、“賴”字當頭策略的結果就是將自民黨政權拱手交給了民主黨。(卓南生 作者為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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