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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專稿：在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中國研究項目主任戴維·藍普頓教授近日接受了本網記者專訪，就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動機、取得的成就、面臨的挑戰、今後的前景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改革開放實現雙重目標”
記者：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您長期關注中國問題，那麼，您認為30年前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歷史動因和現實需求是什麼？
藍普頓：我曾認真研究過世界經濟史。從西元元年直到1840年的這段時間，中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曾高達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840年以後，由於鴉片戰爭以及100多年的屈辱，中國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跌至大約只有3%到4%。這種情況基本上一直持續到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只有到了1978年，隨著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才開始回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是為了實現中國人民自從1840年以來就夢寐以求的目標，即讓中國重新成為國際社會強大而自豪的一員。我認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根本動機。
在我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就是要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場化。
記者：3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始終能保持勃勃生機，為什麼？
藍普頓：原因很明顯：這一政策一直很成功。否則的話，我肯定務實的中國人民就不會延續這一政策。事實上，這一政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所謂“令人矚目”有兩層意思。一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大約4億人口擺脫了貧困，脫貧人數比美國的全國人口還多；二是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很多方面還是一個相對孤立的國家，而如今要解決世界上的大多數問題，則需要聽聽中國的看法，需要中國的合作。
我認為改革開放政策實現了雙重目標，既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經濟命運，又提升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最大的變化是思維方式”
記者：您能否具體談談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在社會、文化和外交等各個領域取得的成就？中國的哪些變化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藍普頓：我們可以先從中國神舟七號飛船說起。在太空中，航太員出艙並進行了太空行走。據我理解，這是中國航太計劃的一部分，最終目標是建立太空站和登陸月球。中國主要是靠自己的研發能力實現這些目標的，這些成就標誌著中國開始成為一個技術創新型國家，無論是我們美國，還是世界其他一些國家，似乎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在其他方面，你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變化。直到不久前，中國還是世界銀行貸款的主要接受國，但現在中國償還世界銀行的錢已經超過接受的貸款，並在向其他國家、特別是非洲提供越來越多的貸款。美國很關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中國以前採取過不同的政策，但現在和美國一樣關注武器擴散問題，這在朝鮮半島核問題六方會談中得到反映。你可以對各個政策領域逐一進行審視，都會發現巨大的進步。
我曾向中國朋友問起，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變化是什麼。他們說不是中國的高樓大廈等實體建築，而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思維方式而言，我認為中國人民自1978年以來的最大變化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目標是自力更生，而溫家寶總理最近在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則表示，我們應當共同合作以維護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因此，中國的觀念已經從自力更生轉變為相互依存。我以為這或許是最重要的變化，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整個世界。
“未來中國面臨三大挑戰”
記者：毫無疑問，中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成就，但我們的確也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您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今後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藍普頓：我經常說，鋻於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身為一個中國領導人，每天早晨起床都需要極大的勇氣。我們可以看看今年1月的冰雪災害，5月的地震，以及9月、10月的全球金融危機。所以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成就的同時，在解決國內面臨的難題方面至少要花費同樣的精力。
具體地說，中國面臨很多挑戰。首先是制度環境問題，這是個大問題。中國很擅長工業化，所以部分地解決了這一個問題，但制度建設沒有跟上，這非常必要。其次，從長遠來看，在今後30年，我認為中國將面臨一個人口方面的難題。中國現在人口相對年輕，但將迅速老化。屆時，社會保障、退休、醫療成本等各種問題將日益嚴峻。第三個挑戰是，中國需要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期望。隨著對世界的了解越來越多，個人成就越來越大，人們傾向於提出更多的要求。政府需要不斷地做出回應以維持社會穩定。我認為這是未來的一項重大的挑戰。
記者：中國有句俗話：旁觀者清。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取得成功，您認為中國該堅持哪些東西？
藍普頓：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有很多原因。首先，自從19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就有了建設一個“富強國家”的共同願望。改革開放是你們找到的最為成功的政策，而成功本身會帶來新的成功。
其次，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崛起採取了接納的態度，換句話說，我們對中國採取了基本上是合作的政策。所以，我認為外部世界的態度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利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三，坦率地說，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為了實現建立一個受世人尊重的富強國家的目標而採取的政策並不是很成功。正是由於過去遭遇的困難和失誤使人們更願意合作，以確保新的政策取得成功。
“解決問題的潛在盟友”
記者：自從喬舒亞·庫珀·雷默先生2004年發表有關文章後，“北京共識”引起了美國和世界各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也有不少爭論。您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的？您認為是否存在“中國模式”或“中國發展模式”，為什麼？
藍普頓：如果“模式”意味著一個具體詳細的計劃，那麼我認為沒有所謂“中國模式”。實際上我不相信存在這樣的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北京共識”是針對“華盛頓模式”提出來的。當然，我們知道“華盛頓共識”根本談不上共識，特別是在美國金融體系最近發生問題後更是如此。
“北京共識”不是一個模式，而是試圖反映一個現實。這一現實是，中國在30年的時間裏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同時維持了社會穩定。中國還有一項致力於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的外交政策，以滿足中國與世界合作的需要。由於中國在經濟增長、穩定和爭取世界和平方面同時取得成就，這一結果為其在世界各地贏得尊重。因此，不應該把“北京共識”看作一種模式，它反映的是人們對使中國取得成功的政策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因為中國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就，其他人試圖了解這些成就背後的政策。
記者：中國的和平發展是否增進了世界和諧，是否對世界文化、文明和發展模式的多樣化有積極促進作用？
藍普頓：沒有人能斷言未來，事物發展存在各種可能性。不過，我想首先闡述這樣一個立場，改善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是一個好事。因此，我認為中國的發展幾乎不可否認的是對全世界的貢獻。
當然，從歷史角度說，當國家變得強大時，有的會以損害別國的方式使用其力量。然而，我認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如果處於一種掙扎、不幸和憤怒的狀態將是大得多的危險。況且，如果中國強大了，同樣也具有了解決問題的能力。無論你認為美國多麼強大，它不能獨自解決世界面臨的大多數主要問題。我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潛在盟友。
“別把開放視為理所當然”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繼續改革開放的前景？
藍普頓：就如同不能把美國相對開放的政策視為理所當然一樣，我認為我們既不能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視為理所當然，也不能以為中國的這一政策會永遠持續下去。這是需要我們不斷為之而奮鬥的東西，因為我們各自國家都有試圖封閉的力量。
雖然我們兩國都採取了相對開放的政策，但在各自的內部也產生了反對的力量，尤其是在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封閉和保護主義的勢力在我們兩個國家內部可能都會有所增強。所以我說，不要把中國或美國的開放政策視為理所當然，我們需要不斷地改進政策，令其發揮作用，使各自國家的大多數人認識到，繼續開放才是我們前進最有利的方式。
記者：讓我們談一談“軟實力”的問題。您最近出版過一本有關中國軟實力的書，中美兩國在增強各自的軟實力方面如何相互學習與合作？
藍普頓：軟實力的本質實際上是吸引力，是積極的東西。軟實力不是威脅，而是能促進合作，因為軟實力從本質上說就是通過積極的思想、經濟等來吸引別人。硬實力的潛在含義則更具危險性。
在軟實力領域，中美兩國的確存在合作的機遇。我在書中曾談到技術創新是一種軟實力。中美兩國在知識技術領域進行合作，有助於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