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芹: 制度建設是社會誠信建設的關鍵

　　 當前，我國應著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創設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社會環境，增強社會成員的誠信意識，遏制失信蔓延。

　　 我國現有保護誠信行為的週邊法懲罰力度普遍偏低。社會成員的誠實守信，既來自人們對誠信道德價值原則的認同和信奉而形成的道德信念與良心，也源於法律對虛假失信行為的嚴厲懲治而形成的道德不可侵犯性。在一定意義上，法律是守護道德的安全門，是阻抑不道德行為的攔截壩。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對欺詐失信行為的嚴懲相比，我國的週邊法對欺詐失信行為的懲罰規定，存在著刑罰程度偏低以及後果論定罪問題。欺詐失信成本和風險低下的現實，在客觀上就產生了“縱容”非誠信行為的道德悖論。

　　 我國社會徵信方面的專門法律制度缺位，導致信用資訊無法合法採集和廣泛使用，影響對失信者的社會制裁力。市場經濟的陌生人社會誠信建設，與傳統熟人社會誠信建設的最大不同，是在發揮熟人社會口耳相傳誠信資訊傳遞方式的同時，必須要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使企業和個人的信用資訊得以保存和廣泛傳播。社會徵信系統的建立，既需要資訊網路平臺的技術支援，也需要發展信用記錄採集和評價的相關組織機構，更需要促進信用資訊合理採集和使用的相關法律制度。因為徵信的前提和基礎是信用資訊能夠依法採集和使用。目前我國尚無一部專門針對信用資訊採集、使用、披露、保護的全國層面的信用法律。

　　 “誠信無用”論，產生了消極的社會示範效應。 “誠信無用”的存在，是虛假、欺詐、失信等行為未受到法律應有制裁、背離違法受罰法律邏輯所致。欺騙失信牟利行為的橫行，意味法律懲治不力。“誰誠信誰吃虧、誰欺騙失信誰獲利”嚴重扭曲了誠實守信與虛假失信的正常博弈關係，是滋生機會主義“選擇性守信”的溫床。

　　 我國當前社會誠信缺失的治理，要在不斷深化誠信道德教育的同時，加強社會信用制度建設，建立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懲戒防範機制，為誠信道德構建制度保護屏障，剷除失信滋生的土壤，積聚道德正能量。

　　 一是要完善懲治虛假失信的週邊法。我國需要對現行《刑法》、《民法通則》、《食品安全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中與誠信相關的條款，進行修訂和完善，既需要考慮誠信行為的“善意與惡意”的行為性質，也要修改籠統性的法律條款，細化、明確信用、欺詐方面的法律規定，減少“選擇性執法”的空間，還需要加大對失信主體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的一次性直接處罰力度。唯有對各類投機失信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做到失信違法必究，才能弘揚誠信道德風尚。

　　 二是要加快制定信用資訊公開法，發揮失信不良記錄的懲戒作用。世界各國對失信行為的規制，通常採取兩種方式：由法律規定對失信主體進行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的直接處罰；利用信用資訊的共用、傳遞機制，依靠全社會的力量排擠失信者，對失信者進行間接的持久懲罰。直接處罰是事後規制，間接懲罰是事前規制。兩種規制有機結合，構成對誠信的保護網。

　　 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將推行公民個人、法人和社會組織的唯一信用代碼制度，實現社會信用主體資訊的歸集、查詢、公示，就是要實行信用記錄與評價對失信者的持久社會處罰。這種通過資訊傳遞和公示對失信者實行的長期社會懲罰，首先需要解決徵信的合法性問題。制定和頒布信用資訊採集和使用的法律制度，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的基礎和前提。換言之，我國實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首先需要解決徵信的法律制度缺位問題。

　　 三是要建立信用記錄歸集制度，有效消除信用資訊“壁壘”和“孤島”現象。信用資訊公開是一種世界潮流和國際慣例。需要打破目前各系統和部門信用資訊的分割、分散、封閉格局，建議組建全國性的信用資訊徵集機構，專門負責徵集、保存社會成員和組織的信用資訊。明確規定公安、法院、工商、稅務等相關政府部門所轄信用資訊向社會公開，發揮銀行、保險、社區等社會組織機構的作用，及時提供所轄成員真實的信用記錄。我國在徵信平臺的建設上，應該儘快實現四大系統資訊平臺的對接與整合，即金融系統的個人和企業信貸的信用資訊平臺，工商管理的個人和企業納稅、合同履約、產品品質、行政處罰等信用資訊平臺，公安系統的個人與企業的法律懲罰信用資訊平臺，保險、電信、水電、房租等系統的繳費信用資訊平臺。運用信用記錄和評價，不斷削弱不良信用記錄者的社會化生存資格而遏制欺詐失信行為的發生。

　　 四是要建立信用記錄廣泛使用制度，增強社會成員的誠信意識。人們養成誠實守信的品行，不光是道德教育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社會生活教育的結果。我國需要推行信用記錄的廣泛使用制度，建立過去、現在與將來誠信記錄與利益聯動的一線貫通機制，使自然人、企業、社會組織涉及誠信的行為留有痕跡，讓失信記錄見陽光，使失信者無處躲藏，真正建立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懲戒防範機制，形成守信聯獎、失信聯懲的信用資訊共用機制。

　　 毋庸置疑，要激發社會成員誠實守信的道德慾望，增強人們誠實守信的驅動力和道德意志，就必須要把誠信記錄內嵌于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各種社會利益活動中，真正形成人們“處處用信用、時時講信用”的社會氛圍。（作者：王淑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研究》首席專家、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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