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民網黨史頻道連載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鄧小平時代》（傅高義著）。書中記述了中共“十大”是毛澤東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沒有親自講話的黨的代表大會。同時，很多老幹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員會。摘編如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開了中共“十大”。雖然毛澤東出席主持了大會，卻是他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沒有親自講話的黨的代表大會。毛在大會閉幕時無法起身，要等到代表們離開大會堂之後他才離去，以免讓人看出他的行動已是多麼不便。他仍保留著決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權力，但是由於他的病情，代表們不可能不想到接班問題。按照慣例在大會之後立刻召開的宣佈人事任免的一中全會，也因健康不濟，毛澤東宣佈缺席。從此後，毛不再參加任何中央全會。
時年38歲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雲，向國內外的政治領袖們表明瞭毛澤東已選定他作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腦的主要候選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兩個月前他被任命為選舉籌備委員會主任時業已凸顯，因為新的中央委員都要由這個機構提名。他還被委派準備新黨章，在大會上作有關新黨章的報告，這曾是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負責的工作，當時他也是準備接毛澤東黨的領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選人。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僅在毛、周之後。其他領導人以及外國的外交官和媒體也開始把他視為毛澤東最可能的接班人。
鄧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無法與王洪文相比。他重新當選中央委員，但並沒有扮演領導角色。“十大”的目的是為了在林彪死後組成新的領導班子和清除林彪余黨，因此與正常的黨代會相比開得十分匆忙。大會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樣對所討論的問題做了全面總結，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與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會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兩個重要報告，時間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小時，大大短于中共黨代會上通常的報告。這次大會推出了新的領導成員，象徵著林彪時代的結束，但並沒有提出新的綱領。大會集中在三個議題上：批判林彪、林彪倒臺後的清查運動和1973年的經濟計劃。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有將近一半內容是批林的，經濟計劃沒有談到具體內容，因為當時的經濟仍處於一片混亂，領導層也無暇為當時的五年計劃中還剩下的兩年——1974和1975年——做出具體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變化也許是很多老幹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員會，在鄧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權力時，他們將為其提供重要的支援。他們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導的“九大”上提拔進來的軍隊幹部。在新的中央委員會191名委員中，有40人是“文革”期間受過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幹部。經毛澤東同意回來工作的人中有副總理譚震林，他在淮海戰役期間是鄧小平領導下的總前委的指揮員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來批評“文革”；這些人中還有王震和鄧小平。鄧小平過去僅被允許陪同會見外賓，但從7月中旬他開始參與會談。
毛澤東決定提拔王洪文這個既年輕又無經驗的造反派頭頭，老幹部們很生氣。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老幹部們斗膽提出了反對任命王洪文的意見。許世友將軍表達了不太敢說話的老幹部們的心聲，他說，有周恩來一個副主席就夠了。受到壓力後他又改口說，可以再加上康生和葉帥。不過毛澤東最後還是堅持己見，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間曾在選擇要批鬥的老幹部方面起過陰險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過，另外兩個副主席，周恩來和葉劍英元帥，則是既富有經驗又立場溫和的領導人。
雖然讓周恩來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起草報告的卻是江青的兩個支援者張春橋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們起草的。因此，大會文件雖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權時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傾成果。事實上，“十大”之後的政治局成員仍然受到激進派的控制。“十大”後的21名新政治局委員中有4個激進派——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他們雖然不是一個一起工作的小團體，但有著相似的觀點，後來變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幫”。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員，包括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雖然算不上激進，卻傾向於左派。毛澤東想用“群眾代表”——農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員會的老幹部，儘管他承認“他們的思想水準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眾代表去支援主張繼續革命的激進派。
鄧小平有了新的職務，但並沒有為他指派具體工作。不過敏銳的政治觀察家看得清楚，毛澤東已開始考慮讓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們一起出去視察，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相互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