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頌》歷經三年策劃論證和創作修改，終於拿出了一個完備的文本，可喜可賀！
聽了專家學者，特別聽了王部長的闡釋之後，應該說對作品的來龍去脈，不論是從政治層面、社會層面還是文化層面的重大意義，都有了一個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這個作品從產生到現在形成一個文本，這個過程挺漫長的，有三年多的時間，我個人也很榮幸，從京生部長提出這個創意之後，我就有幸參與到其中，當時要求我們報業集團也拿出一個文本，我們按時交稿了，今年又希望我們對原有的文本再補充完善，我們也是按時交卷。我們深知這只是一些基礎性工作，我們就是想給真正的執筆者，不管是作曲家也好，還是像韓望喜博士這樣的學者也好，提供一些素材和資料。因此，我們這個文本基本上就是把儒家經典中有關“仁義禮智信”的論述，進行分門別類的梳理。這個工作既是一個思考和創作的過程，更是一個極好的學習過程。我們做這件事情，是很自覺很自願地來參與這件事，因為它確實有一種文化的感召力，三年來，這麼多人心甘情願地投身於這件事情，我覺得恰恰體現出中華文化的這種內在感召力。在中國文化面前，我們所有人，尤其是所謂文化人、讀書人，都會產生一種“中國文化拜物教”。這是我們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一種尊崇，也可以說是一種類似于宗教的崇拜吧！
剛才聽了各位老師的發言，都非常有創意，有獨到的見解。特別是聽到景海峰教授談到對於儒家文化的見解和分析，我覺得很受啟發。我不是研究儒家文化的，我是做傳媒的，不能像各位專家講得那麼專業，但是做傳媒也有一個好處，就是看什麼事情都是把它當成一種文化現象，一種社會現象，乃至一種政治現象。他是一個觀察者，做的是觀察和分析的工作。我從昨天開始，又將《人文頌》的文學腳本認真地重讀一遍。讀完之後，我就想，在這個座談會上談點什麼意見呢？今天座談會的開會通知上，明確提出要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從對中華文化傳統及人文精神進行繼承、發展和創新的角度來探討《人文頌》的核心理念和重要意義，這就不能拘泥于一般的技術性層面泛泛而談了，必須以更加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歷史縱深感，來審視中華文化在百年風雨之中的跌宕起伏，由此，來深刻認識深圳率先策劃推出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大型交響樂的時代意義和文化意義。我覺得，這不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和開拓性。因此，我就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闡釋一下《人文頌》這部作品，何以在此時產生？其意義何在？何以在此地產生？其意義在哪？換言之，就是想探討一下這部作品在“此時此地”產生的意義在哪。
第一點，我先談談《人文頌》在“此時”的意義。我以為，《人文頌》的推出是對中華文化百年沉浮的一次正本清源。我們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回眸一下，中國文化或者說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曾有過幾次大的跌宕起伏。前面的幾位學者都談到了五四運動，實際上我的視野還要再往前追溯一下，我想回顧一下中國人如何以自己的文化形象自立於世界的問題。當中國文化面臨著外來文化挑戰的時候，中國的文化人有沒有一種文化的自信？或者說以何種姿態和行動，來對待自己的文化乃至來守護自己的文化，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文化如何與世界文化對話這樣一個大的歷史進程。
我們都知道，太平天國實際上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作為它的旗幟而搞起來的一場農民運動。我們且不去評價這個運動本身的是非成敗，但是它的文化背景是很清晰的。而當時就站出來一個大文化人，就是曾國藩。照理說，曾國藩是一個漢族人，從滿漢對立的角度說，清王朝是一個外族的王朝，他如果站在民族立場上，應該是反對清王朝而站在農民起義這邊的。可是事實卻恰恰相反，他非常自覺地站到清王朝統治者那一邊去了。這是為什麼？過去我們習慣於以簡單的階級分析來代替文化思考，今天不妨換一個視角，那就會發現他的這種選擇，除了階級立場之外，還有更深刻的文化意義。他是完全站在一個衛道者的立場來維護所謂正宗的“道統”。在他看來，當時代表這種文化道統的是清王朝，太平天國恰恰是要用外來的文化來動搖這種延續兩千年的道統。這使曾國藩們感到了一種危險。我們從文本的研究中不難發現這種危機感。他在動員湘軍起兵的時候，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討粵匪檄》，這篇文章當中有一段話非常重要，他講到為什麼要起兵，他說：“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這意思就是說，這次起來捍衛的不光是滿清政權，更是捍衛“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也就是孔孟建立起來的儒家道統。當這種儒家的文明秩序遇到危險的時候，天下的讀書人都應該“赫然奮怒，以衛吾道”。在他看來，沒有中華文化就沒有中國，“衛道”比改朝換代更重要，他是以衛道的心態和姿態，來投身於一場對以外來文化為標榜力量的戰爭。所以他起兵的一個核心思想體現著一種文化選擇。對於當時的讀書人來說，這種選擇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以衛吾道”嘛！
可是短短幾十年之後，這種原本“天經地義”的文化選擇，到了五四時期，幾乎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衛道的觀念成為封建的、迂腐的、不合時宜的觀念。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幾乎是不約而同地站在了儒家文化傳統的對立面，“打到孔家店”也成了眾人的共識。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要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進步意義和深遠影響，我只是想提示一下當時中國文化人對儒家文化的態度轉變。這個變化真是千古未有。這個時候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已經不像當年曾國藩們那麼有自信了。當年曾國藩對自己的文化是充滿自信的，他堅信我們的道統是好東西，我就是要捍衛它。可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認為，我如果捍衛這個道統就可能會誤國，會耽誤國家現代化，耽誤富國強兵的大業。這個文化立場的轉變是非常深刻也是非常嚴峻的。從這時候開始，我們對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路批判、一路清算，一路摒棄，近百年間基本上沒有停止過，從我們的經歷來說，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還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即便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回顧一下，在80年代中期，又出來了一個西方文化熱，引進了大量西方文化新潮觀念，許多青年文化人以更加激進的態度來貶斥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由此可見，在過去的近百年中，我們對儒家文化其實並不恭敬！
我們回顧這麼多年的歷史，實際上只是為了說明：為什麼要到“此時”，我們會再來一次文化選擇上的180度大轉彎？我們重新要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當中優秀的東西，我們要從中國思想寶庫當中，重新去翻檢去尋找進而重新恢復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園。我覺得這實際上是整個中華民族對自己文化自信心的重建。經過了百年來的否定之否定，我們要重新肯定它的固有價值。我們經歷了一百年的探索和發展，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磨難，正面的、反面的、痛苦的都經歷過之後，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我們所走過的路。
因此，我認為在此時此刻，在經濟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我們又站在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我們需要在掌握經濟話語權的同時，重建自己的文化話語權。我們終於有了一次重新撿拾自己文化寶藏的機會，這個機會千載難逢，或者說是最後的機會了，因為我們面前的傳統文化園林已經是滿目瘡痍，近乎荒涼了，確實就像《人文頌》裏面一句話所講的，叫“仁義禮智信，命懸一絲”。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韓博士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出來分量是很重的，他說“仁義禮智信，命懸一絲”，說得多麼痛切！但這確實是個事實。1997年香港回歸的前夕，我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就中華文化的前途命運問題進行過一次很深入的對話。當時金先生說了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話，他說：“二十年代，中國人看不起中華文化；到了九十年代，中國人已經看不見中華文化了”！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對當時現實的精闢概括。經過我們這些年的掃蕩、批判、隔絕，我們對孩子的傳統文化教育幾乎斷絕了，到了90年代，環顧四週，中國文化在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看到中華文化的危機。重建中華文化的精神大廈，重新確立中華文化的人文價值，重新構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拂去百年歲月的煙塵，讓中華文化重現其燦爛光輝，是我們這一代中國文化人的歷史使命，也是當今中華民族經濟騰飛之後對文化身份重新確認的時代要求。而作為中華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因其百年蒙塵，更需要正本清源，去蕪存菁，當此之際，深圳推出這樣一部大型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且專門撰寫出詳細解說儒家文化精髓的這樣一個文本，它對未來的昭示作用，即前瞻性是很強的。因此我覺得，這個作品在此時產生，可以說是應時而生，應運而生。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早上十年二十年它出得來嗎？恐怕出不來，那時候，我們的國力還不夠強大，中國人也還沒有今天這樣的文化自信；再晚些行不行？再晚了也不行，現在已經是“命懸一絲”了，再晚就連那一絲都斷了。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在此時此刻誕生，確實是生逢其時，恰恰順應了整個中華民族振興的一種需要，這是一種大需要，用國家文化主權的概念來描述，是從政治學的概念來說的，如果從文化學的角度說，就是整個中華民族需要一個精神家園，包括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需要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而擁有這種巨大凝聚力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儒家文化。這就是我要說的“此時”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一下“此地”的概念。這裡所說的此地，也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中國，這個“此地”的概念是對應於世界的大範圍來說的。我認為，在當今中國推出《人文頌》這樣一個作品，無疑是對現代化大潮中中華文化身份的一次形象確認。我們不能否認，20世紀實際上是西方文化席捲全世界的過程，它有一個非常具有感召力的詞，就叫現代化。現代化在中國20世紀早期，一度被當成西方化的代名詞，當時的學人一說現代化就是指的全盤西化。對此，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有一段簡單明瞭的概述：“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為它是近代的或者現代的。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的，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的。這一覺悟是很大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現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詞，而西方列強也正是借著現代化之名，把他們的文化觀、價值觀連同他們的商品一起推銷到全世界。當時中國的讀書人也是這樣看的，西方化就是現代化，我們要想現代化就必須要西方化。按照這樣的思維邏輯，我們要想跟西方走，我們就得把自己的傳統文化統統拋掉。儘管當時也有爭論，但是論爭的雙方力量懸殊，勝負也毫無懸念。事實上，西方正是用現代化的觀念開路，來帶動整個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也把他們的核心價值觀推向了全世界。但是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東方的一些國家陸續實現了現代化，但是他們並不是毫無選擇地接受西方的那一套，而是很小心地呵護自己的文化傳統，比如說日本、新加坡。新加坡的李光耀早在70年代就提出一個“亞洲價值觀”，認為在現代化的概念當中，不都是西方化的，東方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後來馬哈蒂爾也提出類似的觀點。隨後，像香港、臺灣這樣一些華人聚集區，也先後實現了現代化，這就使得東方的這些現代化發展模式，開始形成自己的聲音，也就是說在西方化的版圖當中，加進了東方的因素。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除去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更深的內涵就是這些國家和民族產生了尋求自身文化身份被認同的內在需求。一個國家，當它逐步擺脫貧窮落後，開始躋身於現代化國家行列的時候，他往往要尋求自己在文化上的話語權，也就是說需要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定，要表明我不是你，我是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東西。東方各國所尋求的是，既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又與世界接軌的發展模式。我們到日本去看一看，他其實是很小心地呵護著自己的文化傳統，諸如茶道、書道、劍道、花道……都保存得好好的。如今，我們中國也在快速走向現代化，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曾經產生過舉世驚嘆的燦爛文化，但是我們自己卻很不珍惜。我們曾經像個富可敵國的大亨一樣揮霍我們的文化遺產，一度還把我們的傳統文化毫不客氣毫不吝嗇的毀滅掉，到文革時期可謂登峰造極。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也開始搞現代化建設，我們走的是和西方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過三十年的艱苦奮鬥，我們成功了，現在全世界都承認，中國經濟上的現代化是成功的，形成了“中國模式”。而經濟上的成功，就給文化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命題：如何構建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我們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重新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價值，要用自己的色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要以自己的聲音來表達自己的意志。於是，我們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的文化寶庫，我們重新發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有人文意義的思想內容，也就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成為我們向世界表明自己文化身份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成為中國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同時，這也是滲入所有中華兒女血脈中的傳統美德，是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而要凝聚這種文化認同感，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載體，一些容量巨大、傳佈至廣的載體。我們這個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就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產生的，它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在現代化大潮中，中華文化身份認同的一個形象標識。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在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兩岸互動開始越來越緊密的時候，整個中華文化圈，也需要一個文化身份的共同認知點，需要一個海內外華人共同的文化理念。於是，儒家文化又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具有非凡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大磁場，使我們在構建大中華文化圈的時候，能夠有一個堅實的內核。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的產生，其實也是應和了這樣一種需求，是符合這種大趨勢的。
在前面談到“此地”這個地域概念的時候，我說有兩個層面，第一個“此地”是指中國，還有第二個層面，那就是“此地”特指深圳。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由深圳這個城市策劃推出，同樣具有特殊的象徵意味。這個作品在“此地”產生，似乎不應該只當作一個偶然現象來看，它也有其產生的內在需求和外在的象徵意義。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也是中國最早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試點城市，同時它還有一個身份，就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之一。以這樣一個市民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的年輕城市的身份，一個市齡還不到三十年的現代化新興城市的身份，來推出這樣一個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頌歌《人文頌》，其意義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了，它至少說明瞭一點：當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個比較現代化、比較強盛的時期，就必然會產生一種文化的自覺，就會比較自覺地開始營造自己的精神家園，同時也會比較自覺地呼喚一種文化身份的確認——在深圳這座最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城市，它對文化的需求顯然是更加迫切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此時，在此地，推出這樣一個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既是得風氣之先，也是領風氣之先。剛才聽到大家說，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深圳現代化進程實際上也在昭示著預演著中國未來現代化的步伐。如此說來，深圳對於傳統文化的弘揚、重振與創新，這本身不也具有某種開風氣的意義麼！
說到這兒，我的基本意思都說完了。末了，想再順便談幾句和現代化有關的題外話。我們剛才一直在回溯歷史，此時不妨再回顧一下1900年深圳發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三洲田起義。近代史學家都認為這是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滿清政權的第一槍，但是，如果把“這一槍”放到更加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去觀照，你會發現，1900年10月6日的那一槍，分明也是中國人謀求國富民強、尋求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第一槍。當時的先賢們或許想像不到，100年後，正是在這打響第一槍的地方，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偉大篇章的第一頁。深圳既是現代化夢想萌生的地方，同時也是百年夢圓的地方。今天，我們在這座城市，奏響經濟騰飛、文化復興的宏偉樂章，推出這樣一個具有時代意義，同時又具有民族色彩的文化精品《人文頌》，作為深圳人，我們有理由為身逢盛事、共襄盛舉而感到欣慰，同時，深感自豪。
（侯軍：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