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海林：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感謝深圳市委宣傳部和市文體旅遊局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參加“大型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創作座談會”。會前閱讀了邀請函和文學臺本，我是將邀請函和文字臺本，作為一份對於當代文化建設作出主動選擇、並有全新文化創意的“人文宣言”來讀的，感觸頗多。在會上先後聽了王京生部長和夏偉東、徐沛東同志的發言，又不斷受到啟發，引起新的思考。籍此談談個人一些零散的感想，同時提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議，以資參考。
第一，深圳市委宣傳部的這項策劃和創意，具有很高的立意。我的體會是，其立意有三點，一是對內文化認同，即在中華民族復興新的歷史進程中“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點在我們當代的歷史發展中顯得比較重要，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期；二是對外張揚文化主權，即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同時，強調同時要在文化上崛起，不失本位、重塑本位；三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弘揚，即面對每一個文化主體，以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成份，面對新的文化發展需要和實際現狀，重塑價值、信仰體系和人格精神。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就象《人文頌》中所歌頌的，是作為傳統優秀文化的精髓而提出的。正象夏偉東講的，中國傳統道德里面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實際上就是儒家的這一塊。從人文的倫理的角度來講，最核心的還是儒家。
第二，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積澱有許多的精華，是中華文化在倫理道德方面核心價值觀的歷史源泉。不可能割斷這個源泉，這個文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存起來的。所以我認為，儒家文化本身就是能夠跨越地緣政治乃至國界，對人類精神文明以及未來文化發展產生持續和深遠影響的優秀文化傳統。在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衝突、碰撞、變異乃至新質文化的形成中，儒家文化也從未退出過歷史舞臺，甚至一直從道德自律、尚中貴和、知命用力、以天下為懷等精神層面，支撐著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革。平心而論，如果沒有這種優秀文化傳統的支撐，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能夠不被侵蝕、瓦解，是難以想像的。即使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儒家文化優秀傳統也仍然是被汲取的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成份。在當前，和諧社會的構建及其努力，必然要面對種種矛盾。當不同的理念、價值共同構成人類社會工業化進程中既對立、衝突，又共存、互化的兩極之時，文化主體的人格精神，以及相應的、追求真善美的價值觀和信仰的重塑，就成為影響和制約社會持續進步、公正，和諧共處的重要支點。
第三，中華傳統文化中，就其文化形態的民族特色而言，禮樂文化可能是歷史最悠久、最具文化特色、在歷史發展中最具普適性、並且從古至今在不同時代形成多種文化載體和傳承方式的優秀文化傳統。當然，對於哪些是禮樂文化中值得繼承、發揚的成份，哪些是糟粕，也是需要從認識上清理的。我首先是反對那些膚淺的、表面的也是復古的做法。禮樂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周禮·地官司徒》講“以樂禮教和”、“教之和”。“和”是“樂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孔子，給禮樂加上了“仁”這一核心內容。無論是“和”還是“仁”，都是“以人為本”。我同意夏偉東說的，要抓住有生命力的、可張揚的“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也是儒家文化的源頭，不僅是理論層面，並且更重要的是實踐層面。周公制禮作樂，其主要貢獻是在實踐層面，逐步形成一種文化傳統。到了孔子，提出了“仁”，賦予禮樂以新的人文精神。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講的思想，他的關注，跟我們今天幾乎是一樣的，如果禮樂僅僅是玉帛、鐘鼓的話，那就達不到哪個深度，就抓不住那個最核心的問題，所以孔子創造性地發展了禮樂，禮樂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麼？就是仁者愛人，講的就是以人為本。從歷史上看，禮樂文化的呈現形態和傳承方式，並非是一成不變、延襲舊制，而是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在古代農業文明的社會政體和文化結構中，禮樂文化也仍然是代有發展。即使進入工業文明時期，禮樂文化在現代文明中，其存在也並非那些表面形態上復古樣式的存在，而是作為人類獨具特色的文化行為方式的繼續存在。禮樂文化的傳承、變異，一方面是以藝術的方式，將人的文化行為與禮儀活動、道德自律、處世規範等相結合，一方面是在人的文化行為中注重人的情感交流、和諧共處，通過“樂”的藝術行為，展示其社會文化觀念，呈現其教育理想和人文精神。這就是“禮樂之邦”詩樂傳統的生命力所在。中國作為禮樂之邦，詩樂精神，它的精神內涵的東西，這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如果今天我們以這種方式來表現新時代的東西，又是跟儒家文化有關係的，它的人文也就在於這種我們所理解的以人為本、教之以和的這樣一種文化形態。作為以音樂的方式錶現新時代所要倡導的儒家文化的交響樂《人文頌》，其藝術實踐，正屬於禮樂文化的現代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可謂“禮樂人文頌”。
第四，大型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可以有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其中可以有一部交響樂，作為一部具有宏大人文主題的交響樂，可以滿足更具張力的情感抒發以及精神的馳騁。但是，即使加上有限的聲樂唱段，其表現仍主要是器樂化的。這對於儒家文化精神如“五德”的表現講，是單純的音響形式所承載不了的。音樂的審美需要“心靈的附著”。由於儒家的人文精神、特別是“五德”的內容在今天的大多數審美主體那裏，仍然是生疏的、甚至需要啟蒙，很難在這部交響樂的審美中形成“心靈的附著”，或者說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構成審美的理解與意義，因此，如果構思一部包括音樂、詩歌、舞蹈乃至兼有戲劇性表演情節、視覺藝術傳達在內的、具多種綜合藝術表演形式的《人文頌》，因其結構龐大而難以駕馭，那麼，也可以著眼于一個系列的設計，通過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來展示《人文頌》。就如同設計一台音樂會，交響樂可以是其中最具情感張力和激情表現的作品，但是也可以根據同一個臺本，設計其他藝術表現形式的作品，使《人文頌》的人文精神甚至具體的內容，得到較為充發的呈現。通過聽覺藝術、視覺藝術、言語藝術和形體藝術的共構，由此形成一個系列中不同藝術作品之間的呼應、支援和相得益彰。從總體上講，其作品應是“樂”的復歸與再創、新構。該作品“以儒家思想精華‘仁義禮智信’為主線”，作相關內容的藝術表達，同時以“盛世歌以頌”釋義，是值得肯定的。與此相應，序曲（天地人）、仁（愛人）、義（剛毅）、禮（和諧）、智（求道）、信（思誠）、尾聲（大道之歌）的結構方式和相應人文主題的立論、審美意象的創意和文學闡述，包括提供的歷史故事，設計合理、表達充分，其抒發具內在的情感力量。這些都給音樂以及其他綜合藝術形式的表現提供了豐富內容和較大的創作空間。
第五，現有的文學臺本，字數較多。雖其中附有不少歷史故事、典故，但其中作為唱詞的部分，仍需精練。創作中會有磨合。除了“頌”的歌唱段落之外，其中有的段落或內容，可作為配樂詩朗誦的內容，穿插于作品之中；也有的內容，可以作為戲劇性的情景表演來呈現。我個人認為，我個人認為，如果能夠在作品中生成一些系列性的，並且具有一定戲劇性情節，又配有音樂的情景劇，將會很好。因為儒家很多的精神理念，它裏面有很多歷史故事，如果這種情景劇如果能夠有一些系列的話，哪怕有10來個不到的也可以，像這樣小的短小精悍的作品，如果進中小學，甚至到高校去的話，會成為他們在文藝活動中的很重要的內容。而且是有助於這方面的推廣。當然，我從教育的角度，會關注這些東西。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調，應是既有神聖、厚重的一面，又有情感的激勵和抒發另一面，但總體應是中正和雅、溫柔敦厚。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創作中，如《樂記》中講的“清明象天，廣大象地”，此種審美意境應有所表現。近代音樂史上的有關創作，如江文也的《孔廟大晟樂章》，也有可借鑒之處。在音樂的表現上，既可以用琴（簫）等獨奏樂器表達個人心志、境界；又可以用交響性的樂隊來烘托儒家文化的博大宏通。現臺本中第一樂章“仁”，對“歌咏：人之初、性本善。……（童聲）”的設計，不僅有新意，並且能引起許多喜好頌讀經典者的共鳴。在各章文學主題、審美意象的表達中，包括其中作為典故引用的各種故事，配合著音樂，完全可以很自然地加入舞蹈、戲劇的因素和表演形式。如“琴與劍”，可以加入操琴之象、劍術之形的舞蹈；“書與簡”，可以有書法的舞蹈化表演乃至視覺傳達。如此等等，其實這個臺本已經可以引發出許多的創意。在舞臺背景和具體場景的設計上，當然要有創意，但面對時尚之風時，仍需謹慎。總之，應充分利用綜合藝術形式特別是音樂的情感表現力，表現《人文頌》中深刻而豐富的情感內容和博大、仁愛的胸懷。
第六，從文化重塑的另一種角度看，深圳的歷史地位，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賦予的，深圳的文化創新舉動，無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身處改革開放浪潮前沿的深圳，在當代文化變遷和再建的過程中，能夠在文化建設上有如此的策劃和創意，令人讚嘆。當我們站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沿時，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目標，著眼于每一位文化主體人格精神的重塑，著手于自身的文化建設，以新創的藝術形式，提出並實施大型儒家文化交響樂《人文頌》的創作，作儒家優秀傳統人文精神的歌唱，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具有新的時代意義的文化自覺，而且具有當代文化建設的引領作用。我們期待著這部作品以全新的藝術表現形式走向全國、乃至走向世界。
（修海林：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