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當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總結辛亥革命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當我們深刻感受10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遷，當我們親眼目睹一個嶄新的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每一個中華兒女都不禁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數千年封建帝制，打開了進步的閘門，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辛亥革命是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歷史事件，它的領導者是20世紀中華民族的三大偉人之一孫中山。值此辛亥革命100週年之際，記者就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有關話題採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會長周鐵農。
記者：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現代革命方式進行反清革命的先覺者和先驅者。他擯棄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上書、請願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權主義的農民戰爭，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數千年封建帝制，“為以後中國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孫中山為什麼要進行反清革命？
周鐵農：當我們回到歷史的真實情境，就會看到，反清革命是必然的。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從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70年曆史，是一部古老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衝開國門，倍受欺淩、喪權辱國的災難史，也是一部中國人艱難探索救亡振興道路的變革史。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不甘淪落的中國人曾一次又一次地變革圖強，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慘遭失敗。
首先，局囿于皇權主義的農民起義沒有出路。從1850年到1893年，僅僅會黨發動的大規模起義，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國運動聲勢最為浩大。歷時14年，影響力遍及半個中國。然而，這些農民起義最後都歸於失敗。
其次，洋務運動不可能富國強兵。屈辱的《北京條約》簽訂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員企圖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設備實現自強，發起了洋務運動。他們在中國建起了第一批機器生產的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鋼鐵廠和煤礦、鐵礦場，創辦了第一家輪船公司，鋪設了第一條鐵路，架設了第一條電線，建立了第一支海軍艦隊，開設了第一批外語、科技學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歐學生，翻譯了第一批科技書籍，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產生了第一批從地主、官僚、買辦商人轉化來的近代民族資產階級。但由於政治制度的腐敗和軍事體制的混亂，大清帝國還是被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打敗了。可悲的是，“天朝上國”慘敗給一向臣服自己的東鄰島國，竟然絲毫沒有影響慈禧太后的心情，甲午年她的60壽辰慶典整整耗去700萬兩白銀！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夭折，也暴露出統治者的腐敗與無可救藥。
再次，甲午戰敗後興起的維新派的上書、請願，同樣求不來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鼓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變法自這一天開始。但是光緒所要推行的新政，無論是裁汰冗員、廢八股，還是開學堂、練新軍，沒有哪一項被執行，反而觸怒了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幽禁光緒、通緝康梁、廢除新政。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被殺于菜市口。“六君子”淋漓的鮮血使大批有識之士醒悟：依靠腐敗、頑固的清政府，不但不能推進政治、經濟的現代化，而且難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隨後的八國聯軍入侵及《辛醜條約》的簽訂，使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處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亡國滅種的威脅，像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而統治著中國的清政府，不僅是封建勢力的頑固堡壘，而且已變成“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諭中公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民眾的愛國行動卻一味嚴厲地鎮壓。這個反動政府的賣國和腐敗，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人們實在忍無可忍，再也不能對其抱有任何希望了。
正是帝國主義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緊逼，封建帝制對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無能為力和日益成為民族復興的巨大障礙，才使得中國的民主革命成為必然。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雖說孫中山具有明確的反清革命思想，但他並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過程。
1894年的孫中山，思想上還很搖擺，處於革命與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並開始準備著手從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還想嘗試，通過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發展工商業、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藍圖。用他話來說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個主張顯然是溫和的社會改良主張。遺憾的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態度極為冷淡。此時，中日甲午戰爭正在進行，李鴻章在蘆臺督師，得到孫中山的上書後，只是隨便地說了句：“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然而，甲午戰爭中國一敗塗地。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棄對清政府的幻想，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在入會的秘密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主張。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孫中山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第一次。從此，孫中山真正開始了革命活動，直接採取了武裝鬥爭的形式來進行反清革命，並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革命黨”的旗幟。
另外，我們還要看到，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發動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建設。近代中國，有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經過革命手段來實現的；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則需要通過長期的建設才能實現。前一項任務是為後一項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
孫中山本人曾經講過：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孫中山何嘗不想通過改良的辦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當然知道這樣付出的代價和破壞會少些，但通過上書李鴻章，通過清政府一個接一個的喪權辱國舉動，孫中山看到清政府的腐敗已經無可救藥，意識到不推翻這樣腐敗的政府，是難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況下，在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孫中山才斷然決然地起來革命。“吾因愛平和而愈愛革命，何也？革命、平和。兩相對待；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這是孫中山內心的真實寫照，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者也是如此。
選擇了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途徑後，孫中山冒著殺頭、甚至被滅族的危險，義無反顧地投入其中。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清政府重金懸賞通緝孫中山，他毅然剪除了髮辮，改穿西裝，顯示出徹底與清政府決裂、革命到底的決心；在倫敦蒙難十余天，差點被押回國處死，他頑強抗爭，毫不退縮；革命武裝起義一次次失敗，他“愈挫愈奮，再接再厲”，毫不氣餒，甚至親自上場殺敵；革命陣營內部出現了動搖、分裂，他始終高舉革命大旗，義無反顧，引領同志們繼續前行。孫中山的胸中始終飽含著愛國熱情，正是這股熱情，成為他終生致力於中國革命的動力源泉。
孫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設問題放在事業的核心位置。關於革命與建設的關係，孫中山有幾句很重要的話，他說：“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相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他的一生也是這樣做的。在倫敦剛剛獲救，孫中山就如饑似渴地到大英博物館等處博覽群書，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經濟學說，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同時，他還實地考察了西方國家的社會風俗和政治制度。由此，孫中山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和不可克服的弊端，看到了日益蓬勃的無產階級運動和社會革命的趨勢，開始接觸到馬克思學說，並與各國革命黨人進行探討。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為免重蹈西方覆轍，防患于未然，他認識到，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建設道路應該儘量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禍害”，於是提出了三民主義學說，作為革命、建設的指導思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後，孫中山一度認為，現在革命成功了，應該可以進行和平建設了。他的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許多設想都是在民國初年搞的。他與袁世凱會談時說，希望你當了大總統，十年之內可以練十萬兵；我在十年之內能夠造出二十萬里鐵路。說明此時孫中山是真想搞現代化建設的。但嚴酷的現實是，正當他在日本考察鐵路的時候，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了。這樣，孫中山意識到修鐵路、搞實業的民生計劃不可能實現，原來現代化建設的設想也難以做到，就被迫回國發動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後，袁世凱要做皇帝，他又組織中華革命軍，反對袁世凱稱帝，拯救共和。張勳復辟後，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他又發動護法運動，維護共和制度。可見，只要和平還有希望，孫中山就力求和平。但是，在和平和建設的阻礙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排除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堅定地起來革命，開闢通向和平與建設的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