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即“陸軍軍官學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是一所為創建真正屬於革命黨的軍隊之學校。黃埔軍校擯棄了以往舊軍隊制度上的一些弊端，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建軍路線，培養了大批的軍事政治人才，開創了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黃埔軍校的創建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軍校的創始人孫中山，一向主張以革命的手段來推翻反動勢力的統治。可是他在堅持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忽視了對創建軍隊重要性的充分認識。從他領導的起義來看，或是通過‘聯絡會黨”，由各會黨首領先後舉兵，然後得以群眾響應；或是在新軍注入革命知識分子，使新軍傾向於革命黨，為革命黨所用。辛亥革命就是在運動新軍反正，各省響應中得以勝利。但無論是會黨還是新軍，他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軍隊，並不真正屬於革命黨人，誠如孫中山所雲：”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人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企圖利用軍閥力量僥倖取勝。護法運動中，他利用西南軍閥進行北伐而失敗。對此，孫中山曾痛切的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之後，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受到極大打擊，他深刻領悟到：“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予孫中山極大的震撼。1918年，孫中山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對“十月革命”的勝利表示十分欽佩，提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表明瞭他國共合作思想的初步形成。之後又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進行會談，促進了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兩黨合作並決定建立軍官學校。1923年8月，孫中山派出以蔣介石為團長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參觀蘇聯紅軍和各類軍事學校。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以黃埔舊水師學堂和陸軍小學的舊址為校址，進行開學典禮，陸軍軍官學校正式成立。1926年3月，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深受蘇聯紅軍影響，無論是編制體制還是軍事教育、訓練，都深深的打上蘇軍的烙印。同時黃埔軍校又是建立在三民主義的信仰上的，是對舊軍校、舊軍隊的一次重大突破。綜觀黃埔軍校尤其在辦學初期的歷史，其辦學具有時代特徵和創新意義，具有如下三個鮮明的辦學特色。
第一，以實現三民主義為辦學宗旨，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同時，貫徹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相輔而行的原則。
孫中山在多次失敗的教訓中認識到革命軍的重要性，認為創辦軍校就是為了建立革命軍。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陸軍軍官學院開學演說”中向全體黃埔學生提出希望：”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那麼，“什麼東西叫做革命軍”，“要怎麼樣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孫中山明確指出：“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
孫中山認為，之前的舊軍隊都是建立在雇傭制基礎之上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因為生計、受家室所累才去當兵，其目的是為了陞官發財。很顯然，這樣的人當然不能成為革命軍的。“革命軍的基礎”，“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為”，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氣，樹立革命的理想，”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在陞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現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培養軍校學員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理念和精神便是黃埔軍校區別於舊軍隊的根本所在。
本著實現三民主義的辦學宗旨，黃埔軍校把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為此，學校專門制定了《政治教育綱要》，明確實施和加強政治教育所要達到的目標，即學生通過學習，徹底了解產生中國國民革命的國際背景以及國內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背景；理解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確自己在軍隊中的責任，使武力真正成為國民之武力。根據這個綱要，黃埔軍校的制定了全面的系統的政治教育科目，最初規定了三民主義等政治課程，後來增加到18門，即：中國國民黨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社會學科概論、社會問題、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各國憲法比較、軍隊政治工作、黨的組織工作、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政治經濟地理。1926年1月軍校改組後，又增加了蘇聯研究、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等課程，總數達26門。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範圍也很廣，不僅包括作為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而且相容了其他先進的思想，尤其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習。作為軍校黨代表的汪精衛曾在訓令中提及：”除切實接受黨的訓練，努力研究本黨主義，凡本之一切出版物皆須細心閱覽外，更必須注意世界潮流。所以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以及表同情于本黨或贊成本黨政策而極力援助本黨之一切出版物，除責成政治部隨時購置外，本校學生皆可購閱。”這種相容並包的政治教育課程和內容，對於提高學生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準起了巨大的作用，較好的實現了綱要所要達到的目的。
政治教育中最典型的、最具影響力的即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制度是黃埔軍校仿傚蘇聯紅軍建軍制度而建立的，開創了中國軍校史上政治工作制度的先河。也正是因為其有效的政治工作，使得黃埔軍校的學員“不僅知道槍是怎樣放法，而且知道槍向什麼人放”。其士氣與戰鬥力是舊軍隊所無法比擬的。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與共產黨人尤其是周恩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周恩來到黃埔軍校之前，政治部只是個空架子，幾乎是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來擔任了政治部主任之後，把大量的時間都放在具體工作的落實上，提出政治部要做好三項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校軍教導第一團選派黨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軍人聯合會'，出油印壁報《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最後還進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細則。”其中，政治部服務細則規定：全校官長、員生、士兵、伕工負有政治訓練或指導之責，使其具正確的政治知識，增進革命精神，自覺的遵守革命紀律。對外負宣傳組織及政治指導之責，務使人民確知革命軍為被壓迫民眾謀利益而奮鬥，以實現總理武力與人民結合、成為人民的武力之遺訓，而收軍事進行上得人民幫助之實效。”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自此便蓬勃開展了起來。通過各種形式，諸如政治演講、政治討論會，並專門設立政治問答箱有效地開展政治教育工作，養成了軍校學員高昂的革命熱情、旺盛的革命鬥志和勇敢的犧牲精神。
黃埔軍校在注重三民主義建軍的同時，從未放鬆對於學員的軍事教育，著力貫徹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相輔而行的原則。在《政治教育大綱草案》中規定，“使學生徹底了解軍事學術和軍事緞練，對於革命意義上之重要”，要求學生”必須有軍事知識，而且身體強健，方能擔負將來軍隊中為革命工作之責任”。為此，黃埔軍校制定了科學的教育訓練科目，分為學科和術科兩類，並在實踐中不斷的發展和完善。黃埔軍校制定的第一期軍事教育科目中，學科方面 ，最初教學生以步兵操典、射擊教范、野外勤務令等基本軍事學識，繼則教以戰術兵器交通築城等四大教程。術科方面，對學員施以制式教練。第二期的學生，開始有專業之別，即分為步、炮、工、輜、憲兵五科。各科學生都有特定的必修科目。如工科學生，所授學科為：式兵操典、射擊教范、築壘教范、架橋教范、築營教范、通信教范、交通教范、爆破教范、坑道教范、步兵教摘要、野外勤務摘要、夜間教育等。術科方面，除制式教練與步兵略同外，其他有築壘實施、架橋實施、爆破實施、築營實施、坑道實施等。 第三期學生所授的學科，仍以四大教程為主，另外還需學習軍制學、馬學、經理學、衛生學等。術科分為教練、野外演習射擊、夜間演習、技術、馬術、工作實施、典範令等幾大塊，內容較前兩期有了較大的進步。第四期軍事學教育，又增加了兵器學、地形學、測圖演習等，所學內容更符合戰爭需要。軍校的軍事教育十分強調演習課，“術科差不多除了操場基本教練之外，大多都在野外演習。”演習時學生形態逼真，戰鬥氣氛非常濃。
軍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學術科的教授外，還定期舉行軍事演講。軍事演講有普通和特別之分，普通演講旨在灌輸軍官必要知識，特別演講專為介紹軍事上特別或新學識，或報告各種戰役經過，或其他軍事上種種問題，對軍事學術科的教育起了很好的補充作用。
軍校在上述辦學思想和原則的指導下，培養了一大批政治素質高、軍事理論基礎紮實、軍事技能過硬的創新性人才。
第二，採取學校教學與現實鬥爭相結合的原則，使學生鍛練成為“革命軍”戰士。
黃埔軍校是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創建的，來到學校的都是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然而，學校的教學器材、武器彈藥十分缺乏，“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還是有了早上的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就是在這樣困苦的情況下，黃埔軍校貫徹教學與現實鬥爭相結合的原則，學生們邊學習，邊作戰，在創造革命奇跡的同時，鍛練成為孫中山倡導的真正的“革命軍”戰士。
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其指導思想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就決定了軍校主觀上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實踐；軍校是在軍閥虎視眈眈下創立的，必然遭到軍閥以及帝國主義的仇視和排擠，客觀上使得軍校必須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黃埔軍校建校不久，廣州發生了商團武裝叛亂。商團是以廣州商界名義建立的一個武裝團體，是英帝國主義在廣州的武裝代理人，約有四千兵力。而當時南方政府的軍隊，忠於革命的已全部隨孫中山出師北伐，滇、福、湘軍或是隔岸觀火，或是與商團暗中勾結，唯一可靠的力量僅是黃埔軍校在校學習不到六個月的800名學生。然而正是這股敵人未曾放在眼裏的新生力量，在廣州等地的工會、農會的支援下，只花了三天的時間，便使商團部隊全部繳械投降。這也是黃埔學生軍履行反帝反封建義務的第一次成功實踐。
平定商團武裝叛亂之後，廣州政府仍處在內憂外患危機重重之中。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黃埔軍校的領導人對於革命的任務有了進一步認識，認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運動，對內要打倒官僚、軍閥及一切反動力量，對外要抵抗帝國主義者的重重壓迫。”國民黨遂即東征討伐陳炯明及其商團殘匪。參加這次鬥爭的主力是剛剛組建不久的黃埔軍校教導團和第二期學生。他們組成了黃埔軍校校軍，力量有限，訓練不足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苦心經營多年，防禦工事紮實，武器裝備精良的陳炯明部隊相比較，明顯是敵我懸殊。然而，正是這樣一支當時不被看好的隊伍，連戰連捷，相繼取得了淡水、棉湖、五華、興寧戰役的勝利，使得敵人望而生畏。之所以能取得纍纍戰績，與黃埔校軍堅持向民眾展開積極有效的政治工作分不開。在《告東江人民書》中，黃埔軍告示東江人民：”本校黨軍認為被壓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必須自身奮起，與革命軍同其動作，然後此革命軍的力量，乃能加大”，“故人民與革命軍必使兩者合一。武力為人民所用。”這便是黃埔軍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所在。
正當黃埔軍與反動軍閥浴血奮戰時，南方政府的另外兩個軍閥楊希閔、劉震寰趁著孫中山逝世,眾人處於悲痛之時，與北洋軍閥相勾結，預謀武力推翻國民政府。黃埔校軍未加調整，便回師廣州，投入到平定劉楊的戰鬥中。英勇善戰、紀律嚴明的黃埔軍採取速戰速決，各個擊破的方針，只用了不到兩天的時間，徹底消滅了滇桂軍。
被黃埔軍打得落荒而逃的陳炯明認為平定完楊劉的黃埔軍會元氣大傷，於是捲土重來，趁機佔領整個東江地區和戰略要地惠州城，恢復了第一次東征前的態勢。黃埔軍經過短短三個月的整軍練兵，誓師第二次東征。這次戰爭可謂是黃埔軍所遭遇的最艱苦戰鬥。血戰惠州，黃埔學生以生命和鮮血贏得了最後的勝利。第二次東征勝利的重要原因，在於黃埔軍在戰爭中注重向民眾宣傳三民主義，爭取民眾的支援。在《重征東江訓誡》中，明確指出：”保護百姓就是實行三民主義。反之，擾害百姓，就是違反主義反革命的強盜軍隊。”在戰鬥中的政治宣傳工作中，提出了：為拯救東江人民而戰；為保護東江人民利益而戰；國民革命軍是人民的武力，是人民自己的軍隊等宣傳口號，真正做到了武力與民眾的結合。
此外，黃埔軍還參加了北伐。軍校師生認識到“今日之中國慘遭帝國主義之工具軍閥鐵蹄蹂躪，殘忍荼毒已達極點矣!蓋軍閥私擁碩大兵力，勾結帝國主義以爭權奪利，相軋相傾，殘害人民，是甚一日”。軍校學員以飽滿的熱情迎接戰鬥。在黃埔軍校學生誓言中可見一斑：”吾等是黃埔學生，在最近的將來，便當率領革命健兒，向前去衝鋒殺賊。吾等誓願盡忠黨國，始終為民眾利益奮鬥，此身可殺，此志不渝。”
黃埔軍校辦學的這一特色，還表現在軍校學生積極參加反帝鬥爭，支援工農運動和幫助建立工農組織。“五卅慘案”發生後，黃埔學生義憤填膺，參加示威遊行，黃埔學生為了保護工人、農民、學生，走在遊行隊伍的後面。一路上，他們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氣勢磅薄，空前絕後。帝國主義趁機在沙基大肆屠殺，黃埔學生士兵慘遭毒手，”死難者二十三，受傷者五十三”。沙基慘案後，黃埔學校化悲痛為力量，在援助省港罷工周宣言中，黃埔軍人高呼：”我們不應坐視工人單獨的奮鬥!”，“我們工農商學軍各界聯合起來!一致的打倒帝國主義。”擁護省港大罷工，不僅如此，黃埔軍校還派優秀軍官幫助訓練工人糾察隊，從精神及物質上積極援助罷工工友，“以期達到最後的勝利。”
黃埔領導人深刻體會到：”國民革命這主要分子為國民。國民中最多者莫如農民，故國民革命之唯一要件為須得農民大多數了解與集中。”“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於幹農民運動。” 在支援工農鬥爭的同時，黃埔軍人切實執行孫中山的“扶助農工”的政策，支援與扶助農民運動。首先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人才。學校多次派遣軍事政治教員，先後共訓練了四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使得參加講習所的學員的軍事、政治素質有了快速的提高，且在回農村後，帶領農民進行農村革命，有力地支援了革命軍的作戰。其次，軍校政治部還派人員對東莞保安農民會施以政治及軍事訓練。再次，軍校撥派第四期畢業生30余人到農民運動幹部特別訓練所學習農民運動的簡要理論和方法，期滿載波機先後分赴各重要縣，承擔訓練那裏的農民自衛軍模範隊工作，推動了那裏的農民運動。
總之，黃埔軍校學生在校期間參加現實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既把他們在學校所學的知識應用於實踐，又加速他們成為孫中山期望的“革命軍”的進程。
第三，依法從嚴治校，使整個學校管理走上法制化、正規化軌道。
黃埔軍之所以能在兵力懸殊情況下橫掃軍閥，不僅是因為貫徹主義建軍，進行強有力的政治教育，而且也在於它是實施以法治校，用嚴格的校規軍紀來管理學校各級官兵和各項事務，使學校管理具有法制化、正規化特色。
黃埔軍校領導人認為，要建立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並始終保持高昂的鬥志，必須有嚴明的軍紀加以規範和管理。為此，黃埔軍校接連頒布了五種軍法，一是《革命軍連坐法》。即規定“一班同退，只殺班長。一排同退，只殺排長。一連同退，只殺連長。一營同退，只殺營長，一團同退，只殺團長。一師同退，只殺師長。以上皆然。“以期達到”全軍之中，人人似刀架在頭上，似繩子縛著腳跟”之效果。雖然這個法規沿襲了舊軍隊的軍事法規，甚至有些法西斯的味道，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殘酷的戰爭年代中是不能說毫無積極作用，戰爭實踐表明，此法在激勵黃埔校軍衝鋒陷陣時毫不畏縮，流血犧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革命軍刑事條例》。分為：叛亂罪十條；擅權罪五條；辱職罪十條；違抗罪一條；侮辱罪二條；掠奪罪四條；詐偽罪二條；逃亡罪三條。按罪狀性質、程度輕重分別監禁乃至槍斃等處罰。三是《革命軍懲罰條例》。這是對犯罪程度較輕，不涉及到刑事範圍的人員所規定的。分重、輕禁閉、禁足三種懲罰。《革命軍刑事條例》和《革命軍懲罰條例》這兩個法規對於戰閒時期的日常生活起了有效的監督作用。四是《審判條例》、五是《陸軍監獄規則》。這兩個法規規定了觸犯軍校法規的人員接受會審和關押的一系列事項。
除了這些軍事法規外，黃埔軍校還制定了《學生隊學生遵守規則》，規定了軍校學員在校期間應遵守的紀律，如：“學生聚散以號音為憑，無論何時何事一聞號音，須速往指定地點集合，不得借端遲延規避”；“學生有事故，只許向直接管轄之官長或值星區隊長處報告，以憑核辦，不得越級陳訴”，等等。對學生學習期滿畢業也作了相關規定：”學生修學終了後，應受畢業試驗。及格者則分發各軍充見習軍官，期滿後授陸軍各兵科少尉，不及格者降期補習。畢業試驗由國民政府或由本校派員組織委員會試驗之。”黃埔軍校十分注重對於學生的革命犧牲精神的培養，在此規則中，指導了學生的作風養成：“敬愛、剛強、沉毅、誠信、勤勞、團結、服從、清高、以及遵守命令，盡忠職務，保持名譽，大為軍人之基本。”
黃埔軍校的以法治校還表現在對於編制、機構職能、各部官員之權責、各種活動具體事項等方面的規定。在編制、機構職能和人員職權方面，學校亦作了嚴格的規定。學校制定和執行了《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組織系統表》，包括：校軍部下面的總務科，人事科、軍法科、秘書處等各科，以及教授部、訓練部、政治部、管理處、軍醫處等，編配明確，職責分明，確保了學校教學、管理等各方面的運作。各個部還制定了服務細則，規定各級官員的權責。在各種活動的開展方面，如，在錄取學生方面，學校又專門制定了招生簡章，對於報考人的資格、考試內容都作了詳細的說明，規定可操作的各種客觀標準，保證了錄取工作中公正公平。
黃埔校軍在作戰過程中贏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愛戴，因為它這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革命軍隊。黃埔軍與舊軍隊不同，行軍中無論是官員還是學生，都不許拉伕、搶物、捐餉、佔屋，違者按革命軍的刑事條例進行處罰。在《重征東江訓誡》中，強調要嚴守軍紀，服從命令，毋忘革命軍的連坐法，緊記革命軍的刑事條例。《愛民歌》的歌詞：“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與雞”，也反映了革命軍嚴明的紀律。
黃埔軍校是近代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培養革命軍隊的新型學校，它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無情的軍事法規和人性化的政治工作相結合進行法制化、正規化的治校。學校人才輩出，戰績層出不窮。它以獨特的辦校方式，培養了大批的軍事政治人才，成為影響中國革命發展進程的名校。在我國現代軍校建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黃埔軍校的辦學特色對如今我軍軍校的辦校，也有深刻的借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