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奧地利社民黨人伊麗莎白·赫拉瓦克在網上發表的《關於西藏問題的看法》（簡稱《西藏七問》）一文。筆者曾在歐洲生活過幾年，客觀地說，文中的觀點確實代表了歐洲一些人對西藏問題的理解和認識，但這些觀點大多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因此，對於這篇西方人看來站在道義制高點上的《西藏七問》中的一些觀點，有必要進行澄清。
去年我曾去過西藏，零距離地觀察和親身感受，使我看到了一個真實、生動的西藏。普通藏民的生活平靜、安寧；所謂“西藏獨立”的意願完全不像西方某些媒體所描述的那樣。藏民的純樸、熱情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令我難忘。
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是
《西藏七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政府佔領西藏的核心論據是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這不完全正確。”然而，從700多年前開始，西藏的確就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早在西元7世紀的唐朝，藏漢雙方就通過通婚、會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密切聯繫；西元13世紀中葉，西藏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一個行政區域；到17世紀以後，清朝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治理已經達到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度。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同樣明確了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西藏七問》質疑西藏屬於中國的論據居然是“無論中國還是西藏，在過去數百年裏都曾被外族力量統治，例如蒙古人和滿人。……滿人是不是中國人，這是一個定義問題。”——以統治者的民族歸屬來劃分“國家”，這種做法豈非荒唐？今天中國的滿族人、蒙古族人，有誰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無論是以蒙古族為主建立的元朝、抑或是以滿族為主建立的清朝政權都從未被中國境內包括藏族在內的其他民族視為外國；而且元朝的蒙古族皇帝和清朝的滿族皇帝也都以華夏正統自居。
從遠古到今天，西藏博物館陳列的一件件文物、檔案，穿越時空，無聲地向世人訴說著一部漢藏一家的真實歷史；矗立於大昭寺廣場的唐蕃會盟碑更是歷經千年風雨，見證了西藏的滄桑巨變。
西藏是否曾經獨立——從未獲得國際承認
20世紀以前，有關地方政府的各種藏語文件中均未出現過“獨立”字樣。英國是所謂“西藏獨立”問題的始作俑者。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分別於1888年和1904年兩次武裝侵略西藏，但未征服西藏。於是，轉而在西藏上層人士中培養親英勢力。辛亥革命之後，英國趁中國政局動蕩之機，于1913年煽動十三世達賴喇嘛宣佈“西藏獨立”。之後，又策劃了“西姆拉會議”，拋出旨在完全控制西藏的所謂“內外藏”劃分。“西藏獨立”一詞就是在“西姆拉會議”之後才在藏語中出現的。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西藏和國民政府的關係重新步入正軌。十三世達賴本人在晚年也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認清了英國對西藏的真實意圖，轉而尋求與中央政府改善關係。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簽訂了著名的《十七條協議》。達賴和班禪都表示擁護。十四世達賴還于1954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是西藏地方執政者在中央政府擔任的最高職務。他還寫過一首《毛主席頌》。當我在10年前把這段歷史講給一位德國朋友時，其難以置信的反應令我至今記憶猶新。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外交上正式承認西藏獨立。連最早圖謀使西藏獨立的英國也于2008年10月29日在其外交部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明確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達賴喇嘛的地位——只是“藏獨”的領袖
“達賴喇嘛常被描繪成‘神王’，但事實恰好相反。”不錯，藏傳佛教既非西藏地區的唯一宗教，也非單一教派，而是包括寧瑪、薩迦、噶舉、覺囊和格魯等五大宗派。十四世達賴只是格魯派十四輩活佛，他既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領袖，也不是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
達賴和班禪是由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宗喀巴的兩大弟子形成的兩大活佛傳承系統。清朝時，格魯派五世達賴和五世班禪分別受到順治和康熙皇帝冊封。從此，確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及政治、宗教地位。1959年之前，西藏實行的都是政教合一的制度，達賴和班禪既是宗教領袖，又是西藏地方的統治者。
《西藏七問》中講“稱達賴喇嘛為藏人精神領袖，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來看都不正確”。恰恰是西方媒體常常把達賴稱作“西藏的精神領袖”，就連《西藏七問》中也把達賴稱作“藏人以及所有藏傳佛教教派信徒的象徵”。
其實，達賴喇嘛只不過是“藏獨”的領袖。
如何評價舊西藏的政治體制——人間地獄
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始終存在某種誤區。很多人固執地認為中國在50年前“侵佔”了西藏。似乎此前的西藏完全是香格里拉式的世外桃源。《西藏七問》稱“舊西藏的政治體制很難用西方概念描述”。事實上，西藏直到20世紀50年代仍處於與歐洲中世紀相倣的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之中。藏人被分為三級九等，佔人口不到5%的僧俗農奴主控制著佔人口95%以上的農奴的人身自由。“高度文明”的西方人怎麼會得出“很難評判當時的藏人對其生存狀況是否滿意”的結論呢？西藏半個多世紀以來取得的歷史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但《西藏七問》卻質疑西藏的現代化，稱“這些進步是否符合藏人的自決權。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難道要讓西藏再回到封建農奴制嗎？
《西藏七問》稱“西藏流亡政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並擬定出憲法草案”。但1963年頒布的流亡“憲法”卻規定要把西藏建成一個政教合一的獨立國家。多年來，達賴只是在口頭上支援民主選舉，實踐中卻始終堅持政教合一。他長期利用其轉世活佛的身份大談西藏政治、社會問題，是典型的政教不分，完全違背“政教分離”的原則。
如今的西藏局勢——繁榮進步
近年來，達賴堅稱非藏族民眾移居西藏影響了西藏文化的存續，歐洲很多人也認為中國政府壓迫藏民，《西藏七問》更是認為“導致社會動蕩的主要問題首先是中國政府數年來推行的移民政策”。中國政府從未制定向西藏“移民”的計劃，人口統計數據也表明西藏人口中92.2%是藏族，漢族僅佔5.9%。何時“在西藏的城市地區，非藏族人口比例已經超過50%”？
對於“沒有遵循確立西藏文化和宗教自治的《十七條協議》和中國憲法”的指責更是無稽之談。在西藏，藏、漢語文並重，以藏語文為主。無論是政府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抑或各種證件和標誌，均使用藏、漢兩種文字。西方一些人士在論及中國問題時自覺不自覺地使用雙重標準。如果在西藏中小學裏只教藏文不教漢文，藏民將難以進入大學學習現代科技文化，那麼西方某些人士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而在西藏的中小學裏既教藏文也教漢文，又被他們指責為“毀滅西藏獨特的語言遺產”。也就是說，無論中國政府怎樣做，都不符合他們的標準。
《西藏七問》重提了在歐洲流傳甚廣的“西藏文化和傳統面臨滅絕”的觀點。殊不知目前西藏擁有僧尼4.6萬多人，大約每幾十個藏人中就有1個是僧侶，這個比例即使在西方國家恐怕也是不多見的。在西藏，我隨處可見經幡和瑪尼堆、川流不息的轉經者、熙熙攘攘的朝拜者，這一切已成為西藏獨有的壯觀的宗教和文化景觀。信教藏民家中也大都設有經堂，供奉著佛像。磕等身頭、清晨焚香、寺廟朝佛、圍繞宗教聖地轉經等宗教生活豐富多彩。
然而，流亡藏人卻獲得了西方輿論的廣泛同情。特別是達賴憑藉自身“魅力”，以一位受到政府迫害而流亡海外但卻依然堅持自己信仰的宗教領袖的面目出現，博得了西方民眾的同情與支援。然而，支援達賴的西方很多記者並沒有到過西藏，他們關於西藏的報道大多是源於達賴的一面之辭；而同樣沒有到過中國的普通民眾對西藏的了解又源於媒體，鮮有來自中國的客觀聲音。這種資訊的嚴重不對稱使得西方世界對西藏的了解與真實情況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3月14日，一輛輛汽車在拉薩布達拉宮腳下駛過。當日是週末，高原古城拉薩的人們享受春日的悠閒時光。新華社記者 索朗羅布 攝
藏人解決西藏問題的主張——並非所有藏人都追隨達賴喇嘛
《西藏七問》認為“中國政府稱，只要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承諾放棄暴力，就願意與其對話。達賴喇嘛早已滿足了這兩點，因此，這只是中國方面的一個策略”。事實上，達賴在叛逃之後的很長時間裏一直主張“西藏獨立”。直到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國內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達賴才被迫改變策略。達賴集團和中央政府曾多次接觸，沒有取得進展的根本原因在於達賴方面缺乏誠意——既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也沒有停止分裂活動。
《西藏七問》還提到達賴的“五點和平計劃”和“絕對非暴力立場”。所謂“五點和平計劃”包括堅持“西藏在歷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個獨立國家”；把中國軍隊撤出西藏，西藏地位交由國際會議討論，西藏成為“和平區”、“緩衝國”；西藏可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保持外交關係；在包括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藏區在內的24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藏區”實行“真正自治”；把非藏族群眾從“大藏區”遷走。
可以說，“大藏區”是達賴集團的領土要求，“高度自治”是達賴集團的政治制度要求，實質仍是要否定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主權。所以，達賴溫和面紗之下隱藏的仍是謀求“藏獨”的最終目標。只要達賴不放棄“藏獨”的目標——不論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就沒有協商的餘地。
社民黨對西藏問題的主張——歐洲的藥方並非普世原則
《西藏七問》最後主張“藏民族應享有自決權”。民族自決權絕非可以無原則地分裂主權國家。聯大於1960年明確規定了行使民族自決權的限制與條件，即民族自決權的行使不得損害國家主權，不得破壞國家的領土完整。
西方很多國家也存在民族問題，甚至存在謀求獨立的分裂主義勢力。如英國有北愛獨立問題、法國有科西嘉獨立問題、義大利有南蒂羅爾獨立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國家也都努力遏制分裂勢力。西方社會在這個問題上同樣採用雙重標準：對於西藏獨立問題，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而對於上述國家，則主張“主權國家不得分裂”。
而《西藏七問》一方面承認“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質疑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另一方面卻要為所謂的“藏民族自決權”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繼續保持政治壓力”。且不說其觀點的自相矛盾，單就這種呼籲本身即是在干涉中國內政。在領土主權問題上，沒有哪個政府會迫於外來壓力而向分裂勢力妥協。
西藏問題折射出中西方歷史發展、思想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諸多差異以及近年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而後者恐怕是更深層的問題。面對中國的崛起，過去數百年沉積下來的西方價值觀的集體傲慢仍依稀可見。但願同樣歷經過去數百年積累、發展和成熟的理性主義傳統最終使西方社會回歸理性。
時間終將是歷史的裁判者。隨著時間的推移，理智的聲音將日益增強並引起人們的共鳴。我相信，當一幅客觀、真實、美麗的西藏畫卷展示給世界時，整個世界都會為之動容。我希望，真心關注西藏問題的海外人士能夠親赴西藏，那麼其親眼所見、獨立思考的結果也許會改變你的看法。（聞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