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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老闆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誌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塈今菕A不知是不是睡著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媮椄麊k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著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誌，看一眼螢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將盤子�堛漸芺犌撌礂@番茄醬的原因。

　　父親（二十八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二十歲，復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繫人，幾乎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位於大橋公寓，據說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於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係。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最重要的破綻。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兩天后，“堂兄”在醫院去世。

　　隨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佔時期，這座“遠東第一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新犯進門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糙米飯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堻l跏一樣靜坐，不可活動。四週極為靜寂，只有獄警在走廊�堣狟虼茼^的腳步聲，鐘擺一樣的規則。

　　有天傍晚，聽到一日本看守低聲哼唱，踱步經過他面前鐵柵，歌詞為俄文：

　　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кудряву

　　（穿過茂密的白樺林，踏著世界的不平路）

　　……

　　Эй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

　　……

　　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聯想到詞句的全部含義，他深感驚異。斷斷續續的《伏爾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蘇極敏感時期，這位年輕日本兵，戰前是幹什麼的？是學生？現實的隔閡，在熟知的歌聲中攪動，產生難言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