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寧夏中衛市金利公司董事長許國清2005年向國土資源部提交一份探礦權申請並被受理，但在當地政府的干涉下，該探礦權被授予另一家國企。此後，許國清雖經行政復議和一系列官司勝訴，卻被當地司法機關啟動刑事偵查，公司執照也被吊銷。因偵查超期未結，恢復公司執照的訴訟至今無法進行。
申請煤炭資源探礦權，原本是正常的企業活動，于金利公司卻是一波三折、悠忽八年。八年時間，對一家正在壯大的民營企業來說何其寶貴？在這背後，地方權力部門直接以行政權力介入、主導了這場針對民營資本的“狙擊戰”，扮演了並不光彩的角色。
中央一直鼓勵和提倡發展民營經濟。早在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非公36條”就指出，要深化改革，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現公平競爭。2012年出臺的“新36條”更明確指出，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要公開透明，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同時，鐵路、金融等重點壟斷行業也向民資敞開了大門。然而在一些地方，民營企業始終不受重視，其發展壯大仍然面臨重重壁壘，甚至遭受行政權力的種種干預和非難。金利公司的遭遇，就折射出民營經濟資源獲取之難。
民營企業發展舉步維艱，政府權力不受約束、任意“撈過界”是主要原因。這種權力的失范表現在：一是扶持政府背景的企業、打壓民間資本。一些地方打著發展地方經濟的旗號，大肆扶持政府投資的企業，獲取優質資源，不斷抬高民間資本的準入門檻，對民資附加種種歧視性條件；二是行政力量干預企業競爭，左右資源分配，區別對待不同企業，由政府意志主導代替市場公平競爭；三是利益結盟，形成利益“小圈子”。有的地方憑藉職權之便，糾合諸多職能部門，隱性打壓“圈外”企業，使其陷入無休止的司法糾紛之中，迫使其放棄權利主張。可以說，民營資本的弱勢，很大程度上源於地方政府的強勢。
對待民營企業，公平是最基本的底線。對地方政府來說，即便條件所限扶持民營經濟勉為其難，那麼，給予民營企業公平的政策環境、確保正常的企業經營活動不被干擾，應是底線所在。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營造競爭有序、充滿活力的市場環境，對待各類企業就不應厚此薄彼。從已有的一些案例來看，對待民營企業，不能靠地方政府公開承諾，也不能靠地方官員“良心發現”，必須從制度層面加強約束和治理。必須完善有關非公有制經濟保護的法律法規，強化對政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干擾市場行為的調查和問責。對於民營企業因行政干擾所遭受的損失，應當依法追究並責成賠償，如此才能扼住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手，還民營經濟以公平的市場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