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調查引發網友關注,調查內容為“月薪多少會讓你在相應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數據顯示,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需九千元左右,而成都、大連等二線城市則在五千元上下浮動。(10月22日《華商報》)
因個人的消費觀念、工作環境乃至人生觀的差異,每個人要達到“不惶恐”的條件都會有所不同。調查得出在一線城市要月薪九千以上才能“不惶恐”的結論,恐怕也有失全面。只能說,月薪九千更多是被物化了的“不惶恐”條件。
類似的調查有很多,其指向的共性問題,無外乎是房價高、社會保障不夠健全等老話題,也很容易引爆人們的情緒。但要看到,工資凸顯出來的人們對於高房價和低保障的焦慮,其實只是對於調查結果的表像觀察,其背後的身份焦慮才是根本癥結。
皮尤世界民情項目的一項報告顯示,中國人最擔心的問題包括物價上漲、腐敗問題和貧富差距等。這相較于“月薪九千才不惶恐”應該更為全面地反映了當下社會性焦慮的真相。物價上漲所產生的社會焦慮和高房價一致,而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其實是個人惶恐被隱蔽的深層原因。因為,與惶恐相對的是確定性,是希望,也就是說,很多人感到“惶恐”,是因為對未來缺乏把握。
對未來的預期,直接表現為對自我上升空間的期待。現代社會,職業選擇集中化甚至窄化,一是競爭成本很高,如對學歷的要求普遍性提高；二是公務員等個別職業因資源優勢受熱捧,而職業容量有限,催生了大量的“失意者”。不菲的競爭成本和競爭強度,致使很多人不可避免被淘汰,職業焦慮自然會演變為個人“惶恐”的一部分。雖然其他職業或低學歷也可能帶來高收入,但由於學歷的標簽作用和個別職業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導致身份焦慮的加劇；而另一方面,各種“二代”、“拼爹”現象層出不窮,又讓身份焦慮更為凸顯。當一個人看不到自我的上升空間或是希望很小,自然會希望以高收入去彌補現時的“不安全感”。
當然,個人上升通道的通暢與否只是個人安全感的一個原因,而非全部。目前教育、就業、住房、養老等社會性安全保障網路的不夠發達,勢必會加劇個人期望以增加個人收入去解決“惶恐”的心理壓力。而社會保障網路的庇護範圍和程度,往往也與個人的身份地位相關。這種保障上的不公,又加劇了“惶恐心理”。
所謂不惶恐,即讓人看到希望。對於個人來說,就是能夠通過努力公平地獲得上升的機會；于社會而言,是全方位減少社會和制度性不公,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更能體現公平正義,不會因個人身份和某些顯失公平的人為操作而異。這應該是“月薪九千才不惶恐”背後最應反思的社會性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