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蘇、雲南、山東等多地出現縣鄉政府向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借資”事件。允諾的年息高達12%至18%不等。名為“借資”，實為行政攤派，以江蘇大豐市新豐鎮為例，該鎮給正科級、副科級、普通職工下達的借資任務分別為60萬元、20萬元、5萬元，因任務難以完成，又將正科級的借資任務提高至100萬元，完不成任務的就要“被放假”，什麼時候完成什麼時候上班。（11月27日 《新京報》）
為了獲得更高的土地出讓收入，近年來，很多地方掀起建設新城、新區的熱潮，當地方政府從銀行貸不到款時，面向社會集資便成為不二選擇。又是強行攤派，又是允諾高息，一些地方政府的集資行為已經到了不顧一切、不計後果的程度。早在2009年，財政部就曾緊急下發文件，要求堅決制止地方財政違規擔保向社會公眾集資的行為，但禁令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反而從提供擔保升級為直接面向公眾集資，從擔保人轉為債務人，公權部門儼然變成融資公司。在此過程中，直接或變相的行政攤派總是難免，像新豐鎮這樣要求每名正科級幹部借資100萬元，請問，一名正科級幹部憑合法收入怎能拿得出這麼多錢？莫非當地幹部個個是貪官，抑或當地政府要“逼官為貪”？
借錢總是要還的，人們最為關心的是，政府高息集資，到時候拿什麼還本付息？對此，各地政府似乎信心滿滿——通過建設新城、新區招商引資，抬高土地價格，從而獲得高額土地收入，即依靠“土地財政”還錢。可問題是，你怎麼知道一定能招到商引到資？你怎麼知道土地價格一定能抬高？現在各地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土地賣不出好價錢，憑什麼這些偏僻鄉鎮反而“風景這邊獨好”？情況若真的那麼樂觀，為什麼當地政府從銀行貸不到款，很多幹部面對高息誘惑仍不願意借錢？
不是筆者故意潑冷水，而是有太多失敗的教訓擺在眼前。有錢要搞政績工程，沒錢借錢也要搞政績工程，有多少地方政府信心滿滿的鉅額投資最後打了水漂，多少地方政府信誓旦旦的融資舉債最後無力償還。借銀行的錢還好說一些，畢竟是公對公，借老百姓的血汗錢不還，且不說政府公信力受影響，搞不好還會破壞社會穩定。16年前，為了修建新長鐵路，鹽城市向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借資1億元，這筆集資款直到今年仍分文未還。殷鑒不遠，就在身邊，不誇張地說，地方政府高息集資無異於飲鴆止渴。
為何飲鴆止渴、不計後果？概因“在我之後，哪怕洪水滔天”。為官一任，錢先借著，工程先搞著，工程搞起來就是政績，就是升遷的籌碼，到時候拍拍屁股走人，至於怎樣收拾這個爛攤子、能不能還得起錢，那就是繼任者的事！很多勞命傷財的政績工程，以及那些“寅吃卯糧”的短視行為，都是這種扭曲的政績觀作怪。這種政績觀不革除，就難免有人“為官一任，禍害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