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武漢市城管曹祥超在巡查時發現一名50歲左右的攤販正推著一輛小車在佔道賣鳳梨。為了避免他再次佔道，曹祥超決定對其小車進行暫扣。攤販與曹祥超交涉時突然下跪求情。為不引起圍觀市民的誤會，曹祥超也跪在了地上對其勸解。最後，攤販未再堅持要回自己的小車。（4月15日《武漢晚報》）
這邊廂，是攤販追求生存機會的原則；那邊廂，是城管維護公共秩序的邏輯。當佔道經營的商販遭遇恪盡職守的城管，二者的摩擦和衝突很難說不是一種必然。只不過，在眼球效應時代，層出不窮的“下跪”也罷，新鮮出爐的“對跪”也罷，城管和商販的利益博弈，顯然已經異化為以“苦肉計”為主題的悲苦敘事和行為藝術。
佔道經營的攤販為了避免小車被扣，下跪求情。作為一種表演性抗爭手段，“下跪”的目的顯然並不是表演本身，而是為了表達利益訴求，將個體遭遇社會化、公開化，將公眾的注意力作為利益博弈的“籌碼”。一方面，下跪具有抒情意義上的“示弱”效用；另一方面，下跪也具有博弈意義上的“倒逼”功能。
正如社會學家斯科特所言，在強弱失衡的格局下，弱者往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途徑，以無奈的低姿態進行自衛性質的消耗戰，用“以退為進”的策略來進行利益博弈。然而，強弱劃分有時候涇渭分明，有時候卻又曖昧難清；在攤販面前，城管無疑是強者；而在自媒體時代的輿論壓力面前，城管也同樣是弱者。
在浮躁的驅動下，在喧囂的攪拌下，“城管逼攤販下跪”無疑會刺激老百姓關於社會平等的敏感神經，迅速引發標簽化評論。從理性上看，為了避免可預期的話題炒作和輿論風暴，城管選擇了和攤販“對跪”；從情感上看，面對下跪的年長的攤販，城管過意不去，卻又不能答應攤販的要求，只能“對跪”以求得理解。就此而言，城管“對跪”既是“柔性執法”的內在要求，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策略。
民間場域的攤販也好，行政序列的城管也罷，都在社會分層中處於低端的位置。作為一種非常規的利益博弈手段，“對跪”折射攤販、城管利益博弈制度化、規範化的缺失。我們都清楚，這場“對跪”實質上是利益博弈，但是雙方都用弱者的形象來爭取觀眾。
在“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路上，攤販和城管的生活圖景，都應該被勾勒得更加美好。讓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結伴而行，讓攤販和城管在良性互動中走向“合作共治”，只有社會生活的規則化、秩序化的程度不斷提高，以“苦肉計”為看點的悲苦敘事才會越來越少。 （文/楊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