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被政府發文要求參與徵遷，表現不力即被批評“思想落後”，輕則面臨停薪、重則可能停職……據報道，廣東增城挂綠湖水利工程動用“體制內”人員遊說親屬，拆遷工作得以進展迅速，此舉引發社會熱議。
近年來，由於公共輿論對“強拆”的敏感度一升再升，尤其隨著徵地拆遷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憑藉暴力脅迫、斷水斷電等方式的強制拆遷已難以再行其道。在此背景下，依託公務員、教師等“體制內”群體，借由熟人社會的親情聯繫，搞責任制、打親情牌，“做工作”變相勸遷，成為一些地方推動拆遷的新手法。類似案例，不止增城一地。
根據媒體報道，旨在打造“代表廣州參與國際國內競爭的生態地標”的挂綠湖水利工程，與一般商業開發項目不同，具有多重生態功能，其綜合效益可期，最終受益的也是廣大增城市民、村民。而且，與搞不定就走強拆程式、訴諸暴力的慣性思維相較，動員相關力量去勸說、談心，這樣的方式也比較溫和、柔性，甚至不失為一種進步。
然而，這種做法經不起深究。發動“遊說”無錯，但如果“遊說”有違自願原則、採取強制形式，甚至遊說者不樂意、未能做通思想工作，就要“嚴肅處理”，這樣的做法看似柔性，實則嚴苛，有違依法行政的原則。
無論公務員還是教師，其崗位職責概由法律和制度規定，動員親屬拆遷顯然不在此列。不管地方政府推動發展的“元理由”如何正當，也不論“親情逼遷”的實際效果有多顯著，都不該利用潛規則甚至動輒印發公文來給公職人員施壓，藉以提高拆遷效率。10年前“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驚人標語，至今仍留存在人們記憶中。如果任由“連坐”思維滲透基層權力運作，最終消解的將是政府的凝聚力與公信力。
還要看到，即便一些拆遷戶礙于情面或迫於壓力，最終無奈讓步、簽署協議，內心卻埋下了親情的撕裂感。在增城拆遷中，就有公務員因勸說不了親友拆遷、怕“完不成任務”，而無奈自掏腰包5萬元補償親屬動遷。政府部門把本該由自己直面的拆遷矛盾轉移給下屬工作人員，這種看似巧妙的“轉嫁”，不僅有悖法治精神，也忽略了撕裂親情的隱形成本。
回到增城拆遷上來，牽涉20個村、3萬人命運的動遷，觸及的複雜利益格局不難預見。然而，對於拆遷拆不動、難推進的原因，是否應從源頭上想想？比如，給出的補償是否公平？利益協商機制是否完善？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是否有申訴、救濟的合理渠道？從這些角度多一些考慮，在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才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統一，從根本上理順利益鏈條，減少拆遷阻力。在這個意義上，唯有循著法治軌道破解拆遷難題，才會讓美好生活的夢想遞進一層。（李浩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