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北京市啟動“非機動車行人交通秩序專項整治”行動，對行人闖紅燈行為處以10元罰款。近期，有媒體對其效果作了調查，結果是，七成受訪者稱變化不大，倒是交通協管員開始“妥協”：黃燈亮時就主動放行了。說是調查，不如說是“驗證”；這一結果，其實在預料之中。畢竟，國人對自家的傳統和現實語境最知根知底。
“根底”是什麼？我們當然可以埋怨紅綠燈設置不合理、車道與人行道沒有分開等客觀因素，但是，這種埋怨其實在深層次也隱藏著我們不肯嚴於律己、疏于自省的素質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做過“行人”，都知道，即便在“標準”條件下，很多人還是會免不了闖一闖紅燈。
闖紅燈的確與國民素質相關。素質關乎習慣，習慣要從娃娃抓起。客觀地說，起碼在城市，“養成教育”已經初見成效。父母闖紅燈，制止他們的往往是牽在手心的孩子。開明的父母可能就此紅燈停住腳步，而糊塗的或者有急事的父母，則會埋怨：這孩子，忒老實。“老實”在當代往往是無用的代名詞。
當孩子不斷接受著社會觀念的塑造，又目睹著一撥又一撥面對紅燈揚長過街的成人，好的習慣得不到褒獎，長此以往，也便泯然眾人。說到底，律己不嚴而從眾的傳統，使全民素質提高的努力事倍功半。
克服普遍的惰性和習慣，有賴於外力強制。但當闖紅燈罰10元已經被視為“動真格”時，聰明而世故的國人，已經看出管理者“技止此爾”的猶疑。民眾其實不關心法規本身，只關注政府執行法規的決心。酒駕似乎難以制止，一旦“入刑”，也就整體上剎住了。相反的例子則是限煙令、限塑令，迄今收效甚微，它們又反向強化了闖紅燈者的“中國經驗”：規定嘛，就那麼回事。
民眾敢闖紅燈，大多抱著“你不敢撞我”的假設。那麼，如果政府痛下決心呢？比如，就像激憤的網友們講的，對因闖紅燈而引發的交通事故，嚴格依法追究所屬責任。有意味的是，若干年前某省會城市曾經試行過被民眾簡稱為“撞死白撞”的交通法規，結果，第一位因橫穿馬路被撞死的是一位大學教授。一時輿論四起，鬧得不可開交，最後該規定不了了之。因此，法治之難，可以知之。而深知其底細的民眾，也就大可以一再呼朋引伴，對著紅燈揚長過街了。
因此，問題是：治理闖紅燈如何面對這樣的“中國經驗”？（劉志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