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他(（指藥家鑫）我也捅……怎麼沒想著受害人（被藥家鑫用刀捅死的女工張妙）當時不要臉來著，記車牌？”說這話的，是藥家鑫的同門師妹李穎。據《南方日報》昨日報道，4月1日下午2時28分許，網友“billkds”在其微博上貼出李穎在網上留言的截圖。消息一齣，網友們紛紛留言指責，稱其“心理問題極大”。記者昨日根據微博截圖，查詢到了該名西安音樂學院的學生李穎。在其主頁上記者發現，李穎的個人簽名已改為“其實不是逃避，我一直都在道歉，給每一個罵我的人，我也知道自己確實過分，不應該說這樣的話，也真心希望大家能原諒我，我真的錯了！”
教育學專家王建軍認為，現在許多大學都只強調了知識的傳授，而忽視了對於學生人格的培養。教育學專家張敏強感嘆“太糟糕了，太可怕了”。確實，一個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會說出明顯是反生命、反人性、反道德的話語來，教育的失敗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李穎為什麼會說出她自己也承認“確實過分”的話來？——李穎應該不會故意挑戰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很可能是在為自己的同學藥家鑫打抱不平。即使是極端的、反道德的言論，從一個人嘴裏說出來時，總是有特定的語境的，總是跟個人身份、與當事人的關係、具體的環境等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反思這類事件中教育的失敗，如果僅僅是局限于抽象的理念，而不去尋找某種理念的孕育、成形直至表達的機制與路徑，對教育的改革、改變，很可能無從著手。
在受害者和公眾眼裏，藥家鑫是“兇手”，但是，對李穎（或許還有李穎的一些同學）來說，藥家鑫是“同學”；其“兇手”身份，對李穎們來說比較淡漠和遙遠；與之類似，被害者張妙，對李穎們來說，是比“同學關係”距離更遠的一個“他者”。身份的異同，感情的親疏，是不是影響道德判斷的因素之一？
3月23日，藥家鑫案在西安中院開庭審理，現場有500名旁聽人，其中400人是西安音樂學院的學生，藥家鑫的同學。據報道，在庭審現場，旁聽人都收到了一份“旁聽人員旁聽案件反饋意見表”，就兩個問題徵求旁聽人意見：您認為對藥家鑫應處以何種刑罰？您對旁聽案件庭審情況的具體做法和建議？
據稱，“西安中院通過聽取旁聽公民對案件審理程式、量刑的意見，可以使合議庭在聽取控辯雙方意見的基礎上，參考調查問卷結果，確保最終的判決更加公平公正。”但是，藥家鑫的同學有近400人參加旁聽，剩下的旁聽名額，全部給了受害人張妙的親友，也只有100人左右。如果要講公平，雙方旁聽人數的基本相當，是最基本的前提。當然，不是說西安音樂學院的近400名同學會無一例外地支援藥家鑫，但法庭應該預防這種結果。
在庭審中，為藥家鑫行兇致死開脫的呼聲很高。撞了人後怕“農村人很難纏”——理智地、目的明確的行兇，被說成是“激情殺人”，這些因素，很難不影響旁聽者的立場。我們無從知道李穎是否參加了旁聽，但是，哪怕沒有參加旁聽，以特殊時機校園裏的特殊氣氛，並不影響她從其他同學那裏了解庭審現場的資訊，從而作出自己的判斷與表達。
好在，對藥家鑫一案以及相關道德、法律問題，各種不同的觀點、立場，都有表達的機會，有討論的空間。真實與公開，是最好的解毒劑。道德觀念的差異、立場的不同並不可怕，只要確保表達的真實，確保表達機會的公平，公眾就能在討論、爭議中廓清認識。我們不贊同李穎的觀點，但李穎和我們一樣有表達權；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的對立者給了我們表達的機會。
李穎錯了，因為她用自己特殊的角度去看待這一事件，聽到了錯的觀點後，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什麼是對的。錯誤和正確，只有充分得到了表達，公平公正地得到了聽取，才能得出真理。李穎可以錯，法律錯不得。（戎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