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來，重慶多條線路的公交車身上出現了“重慶42℃，利川24℃”“我靠重慶，涼城利川”“熱！到利川涼快去！”等廣告語，以此推介利川旅遊資源。利川市旅遊局局長孫福民隨後表示，不論廣告效果如何，利川“涼城”被大家記住了。（本報今日17版報道）
“我靠重慶”是不是最牛的車身廣告，本身並沒有多大意義，相反，其延伸含義才是關注的重點。結合此前的“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宣傳語，可以說，“我靠重慶”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誘因和群體心理作為支撐，其中又夾雜著對輿論學、公眾行為的巧妙掌控。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的意義並不總是能夠得到正確傳達的。我們常常會為自己不能準確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而苦惱，這說明我們發出的符號並沒有正確傳達我們本來的意圖。就“我靠重慶”來說，這種“不論廣告效果如何，利川‘涼城’被大家記住了”的觀點，就足以說明，“我靠重慶”恰恰利用了這種傳播的模糊性，甚至是有意為之，是在故意混淆和突破界限的前提下，達到了爭議性的效果。
但顯然“我靠重慶”並不僅僅是一個傳播學課題，而是一個利益學課題，甚至可以說，這是充滿了投機和算計的一場精心策劃和造勢。正因為如此，我們應在泛功利化的社會背景下冷靜審視之。
就筆者的觀點，“我靠重慶”隱藏著精明的算計心理。說穿了，“我靠重慶”是對公眾注意力的一次極力爭奪，是對公眾的“算計”，落腳點是旅遊利益的攫取。眾所週知，注意力經濟是指最大限度吸引用戶或消費者的注意力。在這种經濟狀態中，最重要的資源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資本，也不是資訊本身，而是大眾的注意力。誰要想擁有廣大的市場，誰就必須爭奪到大量的注意力。根據這樣的邏輯，“不論廣告效果如何，利川‘涼城’被大家記住了”的觀點便得到了實現。
但是，問題絕對不是如此簡單，如果對注意力經濟的強調過度的話，忽視了對吸引注意力的道德評價和精神意義，恐怕就會導致對注意力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和尊重，甚至會產生反社會文明的尷尬效果。道理很簡單，任何廣告不僅要符合國家相關法律及人們的道德標準，而且還應具有藝術欣賞價值。廣告作為溝通的藝術，溝通的不單是來自產品功能利益的主張，更是來自某種深層文化心理的認同。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我靠重慶”有何倫理和文明的價值呢？除了惡俗之外，恐怕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攫取慾望了吧？這是整個社會所能接受的嗎？
應引起社會反思的是，“我靠重慶”背後的泛功利化困境何以消解，否則，即使今天制止了“我靠重慶”，明天恐怕有關方面會弄出更倒人胃口的庸俗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