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深圳中考人數57091人，深圳戶籍考生僅有2.9萬人。高中名校諸如深圳中學、深圳實驗中學、深圳外國語學校、深圳市高級中學的正取生和指標生均不招收非深圳考生。深圳的招生政策被指歧視，網友稱非戶籍學生不僅要多交擇校費，而且分數要高不少。（7月9日《法制日報》）
客觀公平與主觀公平往往是兩個概念。非深戶考生因為“非戶籍”的因素，可能同樣的分數上不了同樣的學校，甚至還要搭進去很多額外的物質成本，這看起來很像是戶籍歧視政策，從絕對公平的角度看，確實令人氣憤。但問題是，在城市教育資源仍是個稀缺定量的前提下，且諸多城市基本是各自為營、門檻森嚴，一個城市放開入校的門檻，自然就會形成事實上的“福利洼地”，戶籍考生的權益自然就要被打折，戶籍人口自然也要義憤填膺：在公共資源配置仍以戶籍為主流劃分依據的今天，戶籍則意味著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這是歷史與現實的命題，不容城市政府有其他選擇。
每個城市，都面臨過、或正面臨著類似的兩難。甚至在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就曾明確表示，有關異地高考的問題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既想到要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此話一齣，板磚無數。又是“特殊利益”、又是“特權階層”，戶籍管理下的種種弊端，都情緒化地發泄到“京滬考生權益”之上。事實上，這只不過是戶籍附加值上的一個具體癥結。京滬考生當然不應有特殊權益，但是，由於優質社會資源的城市化集中，區域失衡已經是歷史性的頑疾，只要戶籍配置法則還在，剝奪戶籍考生在教育資源配置上的按序就學權利，同樣是另一種不平等——遺憾的是，這個不招人喜歡的真相，常被情緒激昂的口水所遮蔽。
非深戶籍考生遭遇的不公，說到底是戶籍制度與自由遷徙權益之間的對壘。此般尷尬已經越來越司空見慣，譬如城市對弱勢群體的居住保障責任，按照戶籍來配置，很可能是為城市流血流汗、奉獻青春的弱勢公民，到老都看不到“住有所居”的圖景；再譬如城市對公民的醫療保障責任，因為有戶籍藩籬在，同樣做事、同樣拿薪資的產業工人，可能在生了同樣的病後，面臨公共救助上的冰火兩重天……再往前看，屢屢被詬病的“同命不同價”現象，不正是滯後的戶籍制度為公平權利製造出剝奪感的最深沉體現？
好學校留給戶籍考生確實不應該，但這種“不應該”是絕對公平上的不應該，事實上，如果沒有戶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推進，貿然撤了這看似不公的一道道門檻，結果必然是製造出更多、更大的不公與混亂。“非戶籍”平權，戶改才是唯一齣路，一味要求地方承擔起全國公民平權的責任，幾無現實可能。值得關注的是，即便戶籍考生享有政策便利，天價擇校費等問題何以仍被監管部門事實地豁免？（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