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24歲淘寶女店主過勞死的消息傳遍了微博和論壇。知情人稱，這位店主叫艾珺，浙江杭州人，原打算今年10月結婚，沒想到7月17日在睡夢中去世。昨天艾珺的不少朋友都發微博哀悼，網友也紛紛嘆息：事業再重要，也不能透支自己的生命。（7月19日《現代快報》）
余秋雨先生在《家在龍華》一文中，用了“人越來越瘦，學術論文越發越多,臉色越來越難看，文章越寫越漂亮”來描述好友；平實樸素的語言，同樣打動人心。通過這篇文章，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第一次接觸到“過勞死”這個概念。不論是塵埃落定的“入職半年25歲女碩士猝死”，還是新鮮出爐的“24歲淘寶女店主去世”，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過勞死”依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社會話題。
“過勞死”是一個舶來詞，由日本學者首先提出，最早出現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時期，主要是指由於過度的工作負擔，導致高血壓等基礎性疾病的惡化，進而引起腦血管或者心血管等急性迴圈器官障礙，從而使患者陷入死亡狀態的一種社會醫學現象。從字面意思上看，“過勞死”是生理根源、心理根源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生理層面上看，人抗拒外部壓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過了臨界點，不論身體素質如何優秀，都會出現生理上的病態。從心理層面上講，不論是焦慮心理，還是挫折心理，抑或成就動機，都會累積緊張情緒，加劇身體的負擔，最終導致“不堪重負”。除了這兩種個體因素，“過勞死”的社會根源有哪些？
在現代社會，上緊了發條的匆忙步履，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時間上的衝突，角色上的模糊，裹挾了人們太多的喜怒哀樂。在爭分奪秒的工業生產裏，在起早貪黑的職場生態中，快速的生活節奏，沉重的生活壓力，在經年累月中完成了對勞動的異化。勞動只是一種手段，人只是一種工具，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喪失了主體性。
此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進一步加劇了“過勞死”。作為一種新興的商品交易方式，淘寶賣家的一個特點就是工作和生活的高度重合。加班加點早已習以為常，吃飯、睡覺沒有規律更是家常便飯。已經訂婚的女店主因為連續熬夜“過勞死”，青春靚麗的容顏，是她留給這個世界不變的記憶。
有人說，“過勞死”是對當前流行的“前輩子以命換錢，後輩子以錢換命”的生動注解。當抱恙的身體遭遇異化的勞動，“過勞死”便悄悄地埋下了種子。如何實現生命本位和社會資本的平衡，如何厘清工作與生活的關係，是擺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的現實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