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範大學日前在京發佈《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數據顯示，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在2011年已達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最低的20%樣本農戶，與收入最高的20%樣本農戶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專家介紹，與改革開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已大大提升，“馬上可能跨過警戒線了，是在合理區間的末端”（8月22日《新京報》）。
這一調查結果為我們呈現出一幅觸目驚心的農村社會圖景。這其中，一部分農民收入可觀，生活豐裕，已經絕塵而去；而另一部分農民，卻依然掙紮在貧困泥淖中不能自拔，如果沒有外力的援手，怕是很難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甚至還有可能繼續淪陷下去。這樣的情形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警惕，並相應採取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以防範農村內部貧富差距的惡性擴大。
以往人們可能習慣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併為此作出了諸多艱苦的努力。只是，過於專注于城鄉差距的應對，卻不免忽略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而這種差距可能產生的危害性、破壞性，並不比城鄉差距更小。在城鄉差距尚未得到有效緩解的情境下，如果再疊加上農村內部的巨大差距，雙重的擠壓、雙重的淪陷之下，必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作產生深遠而深刻的影響。有沒有足夠的彈性承受這樣的擠壓，對於政府而言，絕對是嚴峻的考驗。
時下的農村社會，早已不再是先前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村了。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工業收入、現代集約農業收入的增加，特別是打工收入的增加，在造福一部分農戶的同時，也使得農村居民的收入越來越傾斜，貧富差距越來越拉大。在東部一些農村，工業經濟的輻射十分普遍，很多農民投身其中，並切實受益。而西部一些地區的集約農業，其發展勢頭也十分看好。
另一方面，與權力資源的分配同步。這些年來，農村的經濟社會資源也越來越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群手中。這也勢必造成一部分農民的率先富裕、越來越富裕，而那些無權染指公共資源的農戶則每況愈下。比如，很多政府補貼的農業項目，往往淪為少數有話語權農民的禁臠；而社會捐助的分配，在很多農村也難以稱得上公開公正公平。長此以往，必然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此外，城市化的高速推進，當然造就了一批“富豪農民”，卻也擠佔了原本屬於全體農民的公共資源。城市近郊的農民，往往能夠得到比遠郊更為豐厚的土地回報；而議價能力更高的村莊，也往往能夠獲得更大的佔地補償。
可見，農村內部的貧富變化，本質上依然是公平性缺失所導致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欲求縮小農村農民之間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則首先應該實現權利平等，要讓農民都有平等的就業機會，不能聽任農村在少數人的掌控之下繼續淪陷下去；其次，必須進一步強化對農村的社會保障，不能滿足於“低水準、廣覆蓋”的成就，而是應該探索對農村貧弱群體實施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兜底”政策，不然，這部分人群就永遠不可能有體面的生活。
一個衣食無憂、健康快樂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保障。“驅動力”也好，“蓄水池”也罷，農村農民都應該獲得最基本的生產生活保障，都應該葆有基本的權利平等。一旦底層淪陷，則必然危及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