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開的深圳政協五屆四次會議的第三組專題議政會上，深圳市政協委員、市屬新建醫院籌備辦公室副主任張洪認為，“危害食品安全要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在他看來，現在還有人敢危害食品安全，觸犯法律底線，就是因為處罰力度不夠。他建議政府應加大對食品企業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用天價罰單以儆效尤，以生產問題食品將可能直接導致企業破產的後果為代價，抑制企業的僥倖及暴富心理，讓企業望而卻步（1月15日 《深圳商報》）。
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問題，加大懲處力度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但是，“加大力度”究竟能大到何種程度，卻不能漫無邊際進行擴大。張洪提出的“危害食品安全要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就涉嫌對懲罰力度無原則的擴大。如果危害食品安全可以上升到故意殺人的地步，那麼污染環境是不是也要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呢？
在法律上，定罪論罰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違法行為和結果之間有直接的或者法律明確規定的間接因果關係。事實上，如果缺少了這一限定條件，基於蝴蝶效應中反映出來的任何微不足道的行為，都可能與一場大災難存在因果關係的邏輯，人的行為就不會有任何穩定性預期可言。一旦這樣，就不是加大懲罰力度的問題了，而是徹底的法律恐怖主義。
不可否認，中國的食品安全法律存在諸多缺陷，但這並不能導致另一個極端，即實施法律恐怖主義。而且，我們都知道，嚴刑峻法之下的法律恐怖主義，屢屢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更進一步講，雖然中國的食品安全法律存在諸多缺陷，但是相比較而言，它在世界範圍內還是比較嚴格的。
不妨從法律的數量來看，早在上世紀60年代，我國就制定了食品衛生管理條例，1995年又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2009年又頒布了新的食品安全法。據不完全統計，與食品監督相關的法律法規有100多個。
再從法律的嚴苛度來看，中國的食品安全法律也不遜色。去年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馬勇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稱，“我個人看到的有關法律法規，其實中國對食品安全的監管法律是世界上最嚴的。我們2009年出臺的食品安全法當中，對涉及食品安全事故的各種各樣的責任，包括故意的和過失的，都基本上給予了我們能夠承受的上限的處罰標準。”無獨有偶，在去年達沃斯論壇間隙，雀巢大中華區總裁狄可為也表示，“中國的食品安全法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儘管很少有人知道，但中國的食品安全法比美國更為嚴厲。”
此外，在這次深圳市的政協會議上，深圳市政協常委、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劉勝利說：“深圳的食品檢測技術，總體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這就讓人大惑不解了，既然有如此嚴格的法律以及如此高水準的檢測技術，為什麼食品安全問題還是到了讓國家領導人都連聲表示“不好意思”的尷尬境地呢？
問題的關鍵還是出在執法上，即食品安全問題的癥結在於，食品安全法沒能被很好地執行，尤其是針對存在問題的食品企業的懲罰措施沒有被嚴格執行。而執法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嚴格執法，而是願不願意嚴格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