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的趙先生用手機為濟源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員照相，本打算誇誇城管人員，不想手機竟被城管人員搶走。(1月16日《大河報》)
每個人都希望被讚美，但是，當趙先生舉起表達讚美的手機時，城管卻慌了，他們毫不猶豫地將讚美變為氣憤，“回擊”了讚美自己的動機，那麼是誰讓城管失去了接受讚美的能力？
城管是小販眼裏的“瘟神”，一看到城管，膽顫心驚；城管是某些部門的“打手”，在一些火爆畫面中，他們的出鏡率最高；城管是文明社會的“化外之民”，他們對待自己的同胞毫不留情。這或許就是大多數民眾心裏的城管形象，而城管自己也深知這一點，當看到向他們舉起的手機時，他們條件反射地選擇了搶奪，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會有讚美落到他們頭上。
城管不願意相信會有讚美，是因為在人們的眼神裏，他們讀懂了深植于普通百姓心頭的怒火。而長期的輿論關注，也讓城管形成了可怕的自我認同，在選擇成為城管前，部分人員會有心理掙扎，而一旦成為城管，所有行為都變得天經地義，因為他們是城管，註定不可能成為被管者的朋友。
當人們看到城管追小販，城管搞強拆時，他們會覺得這就是城管。而當人們看到城管在嚴寒中溫柔執法時，他們不相信原來城管還有如此可親的面孔。濟源城管局辦公室李姓工作人員解釋說：“城管人員在執法中為啥怕拍照，主要是怕被傳到網上。”這句話表明，他們擔心網民會節外生枝，以“讚美”為突破點，把深藏于內心的憤怒潑向城管，搶奪手機是因為城管“害怕”。
當曝光意味著“謾罵”的到來，當與民眾的距離變得那麼遙遠，城管就已經失去了接受讚美的能力。當他們將來回首曾經的歲月，可能會為追趕小販而後悔，會為某些行為而感到羞愧。然而，當其城管的職能越來越多，管理的任務越來越龐雜時，他們貌似已經沒有了選擇。作為個體，他們和普通人沒有兩樣，但穿上城管的衣服，他們便是“鐵血執法者”。
鄢烈山曾著文《中國能不能不要城管？》稱，如果社會自治的思路（並不排斥政府作用）被否定了，那就儘快出臺《行政強制法》，規範城管的執法行為。由此可見，城管執法也需要規範，城管之所以失去接受讚美的能力，就是因為做了許多“分外之事”，或有諸多不當言行，這是他們害怕群眾圍觀的根本原因。
做自己該做的事，執自己能執的法，接受讚美又何妨？（歐陽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