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補償決定明顯不符合公平補償原則，嚴重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法院應當不準予執行。9日，最高法出臺司法解釋，明確了法院應裁定不準予執行的七種情形。（4月10日《新京報》）
2011年1月國務院公佈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坊間簡稱“新拆遷條例”，是經過了兩年多時間的學者呼籲和社會論證出臺的，應該在公正性和可操作性上有一個明確的規範。然而，在“新拆遷條例”實施一年多後，各地的強行野蠻拆除還是此起彼伏。時至今日，這個本來有望制止違法強拆，緩解因拆遷引起的社會矛盾，減少強拆中突發的暴力衝突的“新拆遷條例”，還是沒有起到遏制強拆惡性事件發生的有效作用。有關強拆引起的惡性事件還時有發生。
在近一年中經媒體曝光的強拆事件中，還看不出因國務院公佈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而有所收斂，有些強拆引起的案件，已經達到了刑事訴訟的程度。今年3月14日晚，位於哈爾濱市道裏區新陽路472號6戶居民的4處門鬥、1處棚廈被人故意毀壞。媒體報道稱，“22時30分，約有20多個頭戴面罩，手持鎬把、斧頭、菜刀的人突然將玻璃砸碎衝進屋中，把居民強行拖拽到屋外。隨後他們便開著鏟車將居民們的家推倒，然後揚長而去。”這起刑事案件，就是因拆遷而起的。而有關拆遷，不可能是不法分子的尋釁滋事。
為何經過反覆研究討論的“新拆遷條例”出師未捷？道理也許很簡單。對於法律能具備抵制或抗拒能力的，非權力莫屬。在一種權大於法的社會背景下，倘若權力出於對利益的貪婪，必然會對制約權力的法律設置屏障，或用失控的權力超越法律。對此，筆者稱之為“權力違建”。所以，最高法出臺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司法解釋，就是為了拆除這些“違建”的權力。
最高法司法解釋明確了法院應裁定不準予執行的七種情形：（一）明顯缺乏事實根據；（二）明顯缺乏法律法規依據；（三）明顯不符合公平補償原則，嚴重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或者使被執行人基本生活、生產經營條件沒有保障；（四）明顯違反行政目的，嚴重損害公共利益；（五）嚴重違反法定程式或者正當程式；（六）超越職權；（七）法律、法規、規章等規定的其他不宜強制執行的情形。很明顯，最高法司法解釋明確的裁定不準予執行的七種情形，都是對權力部門的規制，又考慮到被執行人的切身利益，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又一個“補丁”。
然而，在欣喜之餘，不禁對相關政府部門的法治意識和政德水準感到悲哀。如最高法司法解釋指出的“七種情形”之二“明顯缺乏法律法規依據”的，應該是不需要最高法重申和解釋的；又如第三種情形“明顯不符合公平補償原則，嚴重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或者使被執行人基本生活、生產經營條件沒有保障”，也應當是相關政府部門起碼的執政意識。假如相關政府部門可以無視法律法規，又對被執行人的基本生活都不顧，就不僅是權力的狂妄，而且是對權力的褻瀆，引發被拆遷者與拆遷者之間的暴力對抗就在所難免。
如此看來，國務院公佈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還是沒能有效地制止強拆惡性事件的發生。其中的問題在於，相關法律被阻斷在權力的“違章建築”之外。就像最高法司法解釋指出的“七種情形”中的“嚴重違反法定程式或者正當程式”和“超越職權”，就是權力超越法律的權力違法。因此，最高法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司法解釋，是對權力“違建”的拆除。只有“拆除”了這些權力在法律之外的“違章搭建”，才能保證經濟建設工程的順利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