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對亞洲尤其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9·11”事件沒有發生，很可能2001年1月開始執政的布希政府，會把它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試圖牽制或阻止中國崛起上。
這是一個真正的現實，主要基於三方面原因：首先，布希政府包含了許多保守派的聲音，他們對中國崛起非常擔憂。時任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當年第一次亞洲之行去了日本、韓國和印度，明顯跳過了中國。代替其訪問中國的任務落到級別更低的時任助理國務卿凱利身上。其次，2001年的前幾個月發生了許多損害中美關係的事件，比如中美撞機事件等。第三，布希政府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增加美國的國防開支，美國需要找到一個理由，或者一個“敵人”，中國恰恰能夠很好地成為美國所期待的這個“敵人”。
所以我說，中國真應該對“9·11”事件的發生感到慶倖。我很同意香港記者秦家聰的看法，他認為“事實上，說‘中國要非常感謝本·拉登’一點都不為過”。
“9·11”事件明顯改變了亞洲和西方國家的力量對比。
首先，美國對“9·11”事件不明智的反應削弱了美國。“9·11”事件發生後，世界都聚合在美國周圍，對美國表示支援。僅僅幾天后，聯合國安理會就毫不猶豫和無異議地對襲擊予以強烈譴責。緊接著出臺了一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使美國入侵阿富汗合法化，以便找到“9·11”事件的幕後施暴者。
一個明智的美國政府本應努力保持這種全球好口碑。然而，悲哀的是，布希政府做出了不明智的選擇。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于2003年3月繞開聯合國直接對伊拉克發動了戰爭。
美國一些民眾支援這場非法的戰爭，因為他們認為，“9·11”事件可以證明伊拉克戰爭的正確性。自十字軍東征以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已經困擾了1000多年，“9·11”事件加深了它們之間的鴻溝。在我寫的《超越無知年代：重建美國與世界的信任》一書中，詳細解釋了為什麼拉登可能事實上反而把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入侵看作他本人的一次“偉大勝利”。引誘“美國軍靴”踏上伊斯蘭的土地，並塑造出美國與伊斯蘭直接對抗的視覺圖像，也許就是拉登的戰略目標。拉登前保鏢2004年也曾對《阿拉伯聖城報》宣稱：“從一開始，‘基地’組織的目標就是在美國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播下衝突的種子。”
所有這些對伊斯蘭世界的關注都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已經下降。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對此有同樣的判斷：“拉登如果在死後還可以對過去十年進行回顧的話，他是有理由感到由衷欣慰的。雖然他沒有創立夢寐以求的哈裏發統治區，但把美國拉進與穆斯林的血戰當中。”
中國從美國災難性的外交政策中獲利。當美國正忙於進行戰爭和增加國防開支時，中國正忙著與東盟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中國在全世界贏得了良好口碑。中國于2006年舉辦中非峰會，事實上當時所有非洲國家的領袖都參加了。
更重要的是，自“9·11”事件發生以來，中國的經濟狀況一直處於一個上升通道中。因此，現在也是時候讓美國和西方強國深刻反省，為什麼他們會如此不明智地對“9·11”事件做出那樣的反應。(作者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本文由暨佩娟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