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國際政治中的“烏克蘭悲劇”
25日出版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寫的題為《國際政治中的“烏克蘭悲劇”》的文章。文章說，正在發生的烏克蘭危機，可以從地緣政治或者大國政治，較小國家的國際生存空間和較小國家的內部民主化三個層面來觀察思考。
烏克蘭正上演著當代國際政治的一幕悲劇。類似的悲劇並非第一次發生，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人們可以把此類悲劇稱為“烏克蘭悲劇”。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這個悲劇，即地緣政治或者大國政治，較小國家的國際生存空間，較小國家的內部民主化從地緣政治看，烏克蘭的局勢首先說明瞭，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國際政治的本質仍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仍然是大國政治。烏克蘭處於西方和俄羅斯兩大力量之間，本身沒有足夠的能力在大國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間，包圍著烏克蘭的這兩大陣營，也從來沒有真正考量過烏克蘭的利益；相反，兩個陣營隨時都可以犧牲烏克蘭，以獲取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
主權國家概念的產生已經數百年，人們對此也深信不疑，但對很多中小國家而言，主權仍然是紙面上的，而非實際上的。很少有大國尊重小國的主權，俄羅斯是這樣，其他大國也是這樣，只是在干預他國的時候，各大國的話語包裝不同而已。例如，美國也同樣沒有主權概念，從來就沒有尊重過其他國家的主權，隨意制裁、出兵、佔領他國領土等等。所有大國的國際行為原則是利益，而非他國主權。
中小國家很容易成為大國政治的犧牲品。在這個層面，“烏克蘭悲劇”給人們的教訓是：主導國際政治的仍然是基於“大炮”原則之上的強權政治。人們可以談論主權、民主、人權等原則，但這些原則在強權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和西方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話語，雙方都表現出“高尚的道德”；但實際上，俄羅斯的強硬和西方的軟弱，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實際力量的對比。對中小國家，尤其是處於地緣政治夾縫中的國家，要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國都難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夠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權、民主和人權。
在第三個層面，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烏克蘭悲劇”說明瞭民主仍然需要屈服於地緣政治。追求民主價值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但民主的發生、生存和發展，從來就離不開國際環境和地緣政治。一旦民主化背離了地緣政治原則，悲劇不可避免。烏克蘭的民主運動就是一例證。民主化的需求來自內部，但外在的因素無疑促成了烏克蘭民主的激進化。在反對黨組織的反政府運動期間，歐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銷西方民主，支援烏克蘭的激進民主化運動，給反對派造成一種假像，相信歐盟會全力支援烏克蘭的民主。但實際上，歐盟已經沒有這個能力。被趕走的總統亞努科維奇也並非一定要親俄，他在任期內也在積極尋求歐盟的幫助，只是因為沒有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轉向俄羅斯。民主運動一旦激進化，造成了內部的巨大紛爭，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預。中國人的老話“內憂外患”也可適用在這裡，內部黨爭不休，外部勢力就會乘虛而入。但一個嚴酷的事實是，如果一個國家，不論大小，內部出了大問題，要依賴外部力量求生存，就必然變得毫無希望。
國際政治的悲劇
在國際政治上，人們一直在討論大國政治悲劇，說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這個理論認為，國際政治的歷史就是大國興衰的歷史，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要挑戰現存的大國、現存大國必然恐懼于另一個大國的崛起、一個大國被另外一個大國所取代，戰爭因此不可避免。（這裡所說的大國並非國土的大小，而是實際力量的大小。）不過，國際政治更是中小國家的悲劇歷史。歷史儘管充滿了大國政治悲劇，但處於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更為艱難，大國政治悲劇必然延燒到中小國家，很少有國家能夠逃避這種悲劇。烏克蘭的處境可以說是較小國家的國際政治悲劇。它表明，如果今天國際秩序發生劇烈變動，很多較小國家就會面臨生存和發展的困境。
世界已經經歷了幾個國際政治大格局，這些大格局由大國決定，較小國家所能做的，就只有向既定的格局調整，否則就會發生生存危機，更不用說是國家的發展了。
帝國可以說是第一個國際秩序。在帝國產生之前，存在著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體，包括部落、諸侯、宗教政權等等。帝國產生之後，這些地方組織紛紛被納入帝國，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帝國往往是通過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國的形成所帶來的生命代價難以估計。當然，在帝國產生之前，地方化的組織之間也經常發生衝突和戰爭，它們很難獨自存在下去。帝國的產生符合國際政治權力運作的一般規律。
但帝國也帶來了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國之內，往往能夠形成較大的市場，促進經濟交往；因為有帝國政權的協調，帝國之內各地方共同體儘管仍然處於分散狀態，但它們之間的衝突大大減少。如果人們把帝國產生之前的各種地方共同體，看成近代國家之前的“前中小國家”，不難看出，在帝國產生之後，這些“前中小國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間。當然，如果帝國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也會出現更大規模的殺戮和犧牲。
帝國解體之後，人類進入了民族國家時代，在民族國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權國家。這種現象首先在歐洲發生，歐洲也是近代主權國家的發源地。在主權國家的概念下，不僅每一個民族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國家，各國都擁有自己的主權獨立性，其他國家沒有權利來干預內政。民族平等和主權平等成為后帝國時代的國際關係原則。從實踐層面看，這個原則也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難成為現實。和帝國的形成一樣，主權國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戰爭的結果，而且主權國家形成之後也沒有減少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在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在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
主權國家同帝國無本質不同
實際上，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秩序，同帝國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帝國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體納入進來，而主權國家之間則盛行結盟政治。帝國和結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質是一樣的。結盟政治是導致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對大國來說，為了對付另一個大國，需要和其他較小國家結盟；對小國來說，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須選擇和某一個大國結盟。一旦結盟，聯盟本身就成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兩個盟主之間發生衝突，其他所有國家都要捲入。
在美蘇冷戰期間，國際秩序再次表現為新型的帝國關係。當時，世界一分為二，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以及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較小國家很難有自己的選擇，要不加入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要不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這種“加入”往往是被動的。在兩大集團內部，較小國家沒有力量與集團的首領對抗。當時的蘇聯鎮壓了集團內部一些東歐國家的“反叛行為”。西方集團內部要好一些，主要強調國家之間的協調性。不過，“鎮壓”也好，“協調”也好，只是集團首領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罷了。冷戰之所以成為冷戰，是因為冷戰在當時成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種有效手段。蘇聯負責東方集團內部的穩定，美國負責西方集團內部的穩定，兩個集團之間則是武力對峙。當兩個集團之間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毀對方的能力的時候，誰也不敢發動戰爭。
蘇聯和蘇聯集團的解體表明冷戰的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霸權。儘管人們也把後冷戰時代稱為多極化時代，但不管有多少極，美國當時並沒有面臨任何挑戰者。因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美國佔據著世界經濟的頂端，儼然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的領導者。
但是，今天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解體，而解體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國本身，而非來自美國所認為的其他原因。冷戰結束後，美國沒有及時調整戰略，尤其是聯盟戰略。冷戰時代美蘇關係實際上是兩個戰略聯盟之間的關係。蘇聯聯盟解體之後，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戰美國的戰略同盟。這個時候，美國實際上可以調整同盟戰略，或者改變冷戰時代所形成的聯盟性質，或者甚至解散聯盟。不過，美國沒有這樣做。
美國不僅沒有改變和放棄聯盟政策，反而強化聯盟，使用聯盟戰略鞏固其霸主地位。美國做了兩件事：一是利用聯盟到處擴張西方勢力，尤其是收編蘇聯帝國解體後所出現的新興國家。這種大規模的收編，必然對蘇聯的主體即俄羅斯構成地緣政治上的威脅。為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俄羅斯一旦有了足夠的實力，必然要重新奪回這種地緣政治利益。烏克蘭就是明顯的例子。二是美國開始尋找新的“敵人”。聯盟必須面對“敵人”，沒有“敵人”，聯盟就很難生存和鞏固。順著這個邏輯，美國開始物色新的‘敵人”。以美國為主導的聯盟的存在，也對其他沒有聯盟的國家構成了威脅。因此，那些受美國聯盟影響的國家也會傾向於去組建新的聯盟，以對抗美國為主導的聯盟。一旦兩個對立的聯盟形成，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亞太地區現在就面臨這種情況。在冷戰期間，存在著美日聯盟、美韓聯盟、美國—澳大利亞聯盟等等。美國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努力強化這些冷戰時代的聯盟。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走上聯盟的道路，主要是因為中國理性的選擇。中國如果學習美國或者蘇聯，今天的局勢會嚴峻得多。中國選擇的是多邊主義，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等，這些都是以議題和解決特定問題為主軸，並非針對任何第三國。現在，美國要“重返亞洲”，在強化原來同盟的同時結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國家實際上已經開始選擇站邊。如果中國也實行結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對峙局面。一旦這種局勢形成，對較小國家來說可能是個災難，不僅它們的外交會變得非常困難，它們的國內政局也會變得動蕩起來。
德國先哲康得著《永久和平論》，成為經典，是現代“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的“民主和平論”的理論依據。在康得看來，在每一個國家都成為民主共和之後，世界就會變得和平。但現實並非這樣。首先，要所有國家都成為民主共和，或許是一種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過程也是暴力和戰爭叢生的過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國家都變成民主共和，國際關係的本質是否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呢？人類的本性是否會隨著政治體制的變化而變化？這些問題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看來，人類追求國際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長。對較小國家來說，如何避免像烏克蘭那樣的國際政治悲劇，仍然是最嚴峻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