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防西南邊境成為恐怖分子新樂土特約
應儘快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反恐安全機制，將中國東南亞國家反恐薄弱環節補強。同時，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強對西南邊境偷渡出境的打擊力度，防止西南方向成為恐怖分子活躍的樂土。
作者：鄭東超
鄭東超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近日有報道稱，300余名中國人經馬來西亞、印尼，繞道第三國，進入敘利亞或伊拉克，參加中東地區的恐怖活動，從事所謂的遷徙聖戰。雖未經完全證實，卻引起關注。實際上，從報道的角度看，這僅是我國恐怖分子從西南邊境偷渡出境的案例之一。從西南部的雲南、廣東、廣西等省出境，途徑東南亞國家，輾轉至土耳其，最終抵達中東地區，這已成為近年來我國恐怖分子“走出去”新開發的路線圖，成為與國際恐怖組織內外勾聯的新路徑。
這些恐怖嫌犯多數與我國恐怖組織“東伊運”聯繫密切，“東伊運”在幕後有組織地將國內恐怖分子偷渡出境。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參加中東地區所謂的聖戰，特別是參加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武裝，為伊斯蘭國武裝續力，以實現所謂殉教升天堂的夢想。二是參與實戰，升級恐怖襲擊能力，重返國內，從事恐怖襲擊。
近年來，我國恐怖分子偷渡出境，與以往有所不同。恐怖分子“走出去”的傳統路線是從西北邊境出境，經中亞國家，進入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目前，西南逐漸成為恐怖分子心儀的方向，過境東南亞國家，進入中東地區。反映出我國恐怖分子偷渡出境路線更為多元，更加靈活。之所以開闢新路徑有以下原因：
一是西北邊境反恐嚴密，增大了恐怖分子出境的難度。西北地區是我國反恐的重點地區，以上合組織為依託，我國與中亞國家建立了密切的反恐合作，增強了對恐怖分子的防範力度，壓縮了活動空間。同時，中亞國家與中國相互配合，提升了邊境地區的反恐力度。因此，我國恐怖分子以中亞為跳板，走向國際的路徑愈發變窄，迫使恐怖分子轉尋其他出境路線。
二是馬來西亞、印尼出入境管理相對鬆散。儘管兩國受到恐怖組織的威脅，但相較而言，並非恐怖襲擊的重災區，對入境恐怖分子防範相對較松。並且，馬來西亞、印尼兩國均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保守極端思想在兩國國內有一定市場，潛藏著較為成熟的聖戰招募和人員運送網路。在這種情況下，大大提升中國恐怖分子出境成功率。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土耳其，土耳其是我國恐怖分子出境路線圖上非常重要的一環。據報道，許多出境的恐怖分子均持土耳其護照，矇混過關。土耳其是突厥民族國家，將維吾爾族視為同根同祖的民族，加上泛突厥主義思潮在土耳其一直存在。土耳其國內有部分力量對我國恐怖分子持同情立場，對過境的可疑分子不會過分“較真”。
從恐怖分子偷渡出境事件看，我國反恐形勢仍舊嚴峻，並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是我國恐怖分子與國際恐怖組織聯繫日益緊密。很大程度上，國內反恐形勢受國際恐怖活動的波動影響較大，彼此間有一定共振，導致國內恐怖活動形勢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伊拉克伊斯蘭國風生水起，攻城略地，對全球恐怖分子產生強大磁石般吸引力，其溢出效應範圍遠不止中東地區，我國也或明或暗地遭其影響。
二是我國恐怖組織與周邊國家恐怖組織結成鏈條。眾所週知，我國恐怖組織與中東地區的恐怖組織有勾聯，赴中東參與所謂聖戰，接受培訓。但很多跡象表明。我國恐怖分子亦加緊與周邊恐怖組織的聯繫，尤其是以極端伊斯蘭思想為紐帶，與東南亞國家恐怖組織加強聯繫，裏外相通，開拓國際生存空間。我國恐怖分子頻繁從西南邊界出境，過境東南亞國家，很可能與當地恐怖組織的暗中幫助存在聯繫。
三是恐怖分子活動範圍有擴大趨勢。一般而言，我國恐怖活動活躍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新疆。但近年來，恐怖分子的活動範圍有所擴大，襲擊的範圍不再拘泥于新疆一隅，從2014年的昆明火車站暴恐襲擊可見一斑，暴恐襲擊有向內地蔓延的可能。偷渡出境的範圍不再僅從西北邊境，西南邊境逐漸成為恐怖分子出境的重要方向。據央視報道，從2012年至2014年，從西南出境恐怖分子案例和人數呈逐年遞增態勢，就雲南、廣西而言，2012年是25起，涉及107人，2013年激增至100起，人數上升至795人，2014年132起，人數增至866人。
面對新的反恐形勢，我國需要不斷更新反恐策略。在遏制偷渡出境上，應加強國際反恐聯合，尤其是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合作。儘管目前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了雙邊反恐協議，但尚未成立正式的多邊反恐機制，這為恐怖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因此，我國應儘快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反恐安全機制，將中國東南亞國家反恐薄弱環節補強。同時，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強對西南邊境偷渡出境的打擊力度，防止西南方向成為恐怖分子活躍的樂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