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四“公投”“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文章繼續探討臺灣核四“公投”議題。文章從過程論與目的論入手，分析指出，核四“公投”的“過程”比“結果”更重要，要有理性的思辨，才有成熟的“公投”果實。選擇很簡單，但思考則不容易；沒有經過深刻思考的選擇，是危險的，無論反核或擁核都一樣。  

　　社論摘編如下：

　　核四存廢將交由“公投”決定，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目的論”的錯覺，以為這無非是正反雙方各自號召群眾一決高下，哪邊人多哪邊得勝。事實上，“公投”更重要的是在“過程”，唯有經過不同意見的反覆錘鍊和思辨，人們才能在“公投”中得出合乎最大公共利益的選擇，更不致在日後面對非預期變化時懊惱不已或怨天尤人。  

　　然而，觀察最近馬當局與反核團體的互動，卻感受不到多少深度辯論的火花，或有助於人們理性思辨的觀點。臺電的報告依舊充滿專業術語，無法用淺白的說明來解答民眾疑惑；反核人士則固守“我是人，我反核”的單調論述，不願直視臺灣發展替代能源的困境。馬當局的首波文宣直接攻擊綠營元老重臣的今是昨非，這雖可點破民進黨的兩張臉孔，卻脫離了向廣大群眾訴求的重點。  

　　若一心只在意“公投”的勝負，勢必使理性辯論的過程受到侵蝕，但目前看來，朝野似乎都犯了相同的毛病。馬當局至今尚未針對民眾提出任何架構性的說帖，卻一味想從反核團體下手，不論其策略考量為何，結局恐將事倍功半。因為，環保團體或“媽媽聯盟”都是最不可能動搖的一塊，而當局一再溝通碰壁，反將助長反核聲勢。另一方面，反核陣線雖凝聚了可觀的社會支援，但他們一再以道德主義的立場質疑臺電，卻連進入核四廠區實地考察也不肯走一趟；與官員座談時，又一味挂慮著有無“被摸頭”的問題。這樣的態度，可能使反核論述停留在理想主義的高調，使人們忽略了對臺灣現實條件及日後調整因應的關注，恐將留下短視之禍。  

　　之所以說核四“公投”的“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原因正在於此：要有理性的思辨，才有成熟的“公投”果實。選擇很簡單，但思考則不容易；沒有經過深刻思考的選擇，是危險的，無論反核或擁核都一樣。  

　　從這個觀點看，在投下核四續建或停建的一票前，人們至少必須追問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第一，安全性的考慮：當局和臺電有沒有維持核四廠40年安全運轉的能力？有否透過設施改良或加強監督以確保安全的手段？第二，替代性的選擇：臺灣走向非核之路，就長期或短期而言，在電力供應上有多少替代能源的選項？它們的分配比重如何？有沒有具體實現的可能？第三，後果的承擔：續建核四有安全風險必須承擔，同樣的，停建核四則有電價上漲、電力供應不繼、經濟競爭力削弱的後果，乃至因發展其他形態電力而引發新的環境破壞或景觀改變的問題，臺灣社會對這些變動的承受能力如何？  

　　如果經過充分的辯論，人們認知臺灣現有電力結構必須逐步調整，再生能源的比重必須調高，日常生活和工業發展的形態必須改變，再高的電價也可以接受；那麼，即使“公投”廢了核四，卻因而促使臺灣走向全新的發展方向，亦應該視為極可貴的一步。怕的是，在過程中雙方一味彼此恐嚇指摘，“公投”廢核之後卻拿不出替代辦法，最後民眾更因受不了漲價及缺電之苦而怨聲載道，甚至企業紛紛外移；那麼，這場“公投”將是無邊的災難。  

　　若從“結果論”看，陳水扁大可以“反核先知”自居，因此在眾人皆醉之際，他就率先下令核四停工。但若從“過程論”看，今天核四鬧到停工又復建以致沒人敢信其安全的地步，不正是因為陳水扁貿然下令停工種下的災難？遂致違約賠款、追加預算、變更設計，終致不知如何收場。  

　　反核團體的口號“我是人，我反核”，雖是簡單有力的訴求，卻隱含譴責異己、排拒不同思考的道德暗示，也阻礙了雙方的辯論和溝通。把“公投”上綱為“人”與“非人”之戰，恐怕不符科學理性精神。  

　　請朝野都拿出更開放的態度，進行這場“公投”辯論。不要一味只想著誰勝誰負，畢竟，所有後果是要民眾共同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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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