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記二戰：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一個被遺忘的名字
歷史並非易碎品。
因為它有記憶。
建築、書籍、碑刻、墓葬、壁畫、傳說、婚慶、葬禮、歌曲、民俗……這一切都會留下歷史的投影。
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代替另一種記憶的載體，那就是有感情的人。
人民，是民族血性傳遞的不可取代的載體！
2013年春天，山東省曹縣劉崗村三位八十六歲的耄耋老農，聯名給《菏澤日報》寫了一封信，要求給七十年前冀魯豫邊區一位叫秦興體的八路軍立一座碑，信文樸實懇切：
“我們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我們心中的英雄——秦興體的事跡，不能發揚光大，不能給這樣的英雄樹碑立傳，這種精神不能弘揚，我們覺得愧對英烈，愧對歷史……這是我們人生暮年最後的牽掛，辦好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無憾瞑目了……”
七十年，大半個世紀，幾萬個日日夜夜。
三個老人為什麼對這個叫秦興體的八路軍如此難以忘懷，如此刻骨銘心？
苦難的魯西南，抗日戰爭期間，受盡了日寇的蹂躪和屠殺，但每一次反抗都會迎來另一次更大的殺戮。
曹縣有個著名的“紅三村”，它是劉崗、曹樓、伊莊聯合體，魯西南的日寇屢襲不克，日軍指揮官便在軍用地圖上把三個村子用紅筆圈起來，並標示“赤三村”。
“赤三村”的百姓無一參加偽軍，無一當漢奸和叛徒，被根據地的人民稱為“紅三村”。
由於“紅三村”分佈成掎角之勢，敵人來掃蕩，可以互為聯絡，互為支援。冀魯豫邊區第十一行署、冀魯豫支隊的指揮部便設在這裡，號稱魯西南的“小延安”。
1943年秋天，商丘、蘭考等地上萬日軍秘密部署，對魯西南地區進行軍事掃蕩，“紅三村”是重點。
當時，二十五歲的秦興體任五分區根據地供給部保管股股長。按照上級要求，秦興體將邊區貨幣、縫紉機、棉花和布匹等物資就地掩埋妥當。這時，敵人已將劉崗村團團圍住，秦興體無法轉移，換上了農民衣服留下來。
10月6日拂曉，一千五百多名日偽軍把“紅三村”包圍起來，試圖找到八路軍後勤物資。秦興體一邊組織民兵阻擊敵人，一邊掩護群眾突圍撤離。由於敵眾我寡，敵人很快攻佔了劉崗村，秦興體與一千多名村民，一起被趕到村外的“寨海子”裏。
寨海子，是村民防盜、防偷、防日寇，在村圍子外挖的水塘。一千多村民進入冰冷的“寨海子”，四週架起機槍，寨海子變成了一個大水牢。
日軍翻譯官喊道：“今天你們只要說出誰是共產黨，誰是八路軍，八路軍的軍用物資藏在哪，皇軍就會放了你們。不合作，馬上統統拉出去槍斃！”
一千多村民靜默無聲。
日軍從水中拉出兩個青年人，逼問：“誰是八路軍？”
二人齊聲回答：“不知道！”
日軍指揮官一努嘴，日本兵立即舉槍打死了他們。隨後，日本兵又把一個青年拉出來吊在樹上，揮舞著棍子猛打，一邊打一邊問：“誰是共產黨？誰是八路軍？”
“不知道！”
這位青年被活活打死。
日本翻譯官指著三個青年人的屍體和鮮血，對村民說：“要是不說，你們統統是這個下場！”
十五歲的劉效民和父親緊緊拉住秦興體的手。目睹日軍的殘暴，秦興體幾次想衝出去和敵人拼命，但都被劉效民父子和群眾扯住。村民泡在水中，堅守著一個信念：一定要保護八路軍的安全。
更加殘酷的審訊又開始了。敵人抬來一張刑床，從水坑里拉出一名村民捆在刑床上，嚴刑拷打，但不管怎麼審訊，受刑的村民都一口咬定“不知道”。
“統統的死了的！”日軍指揮官多喜成一惱羞成怒，揮舞著指揮刀向機槍手大聲叫嚷。
秦興體再也忍不住了，猛然在水牢中高喊：“我是共產黨！我是八路軍！”
秦興體擠出村民的保護圈，大義凜然地站到多喜成一面前。
“你們八路軍的軍用物資放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大大的獎賞！”
“你先把人都放了！”秦興體堅定地說。
日軍指揮官命令把村民從寨海子裏趕出來，然後又湊到秦興體身邊：“八路的軍用物資到底藏在哪？”
秦興體拍拍胸脯：“它全藏在這裡，你們永遠找不到！”
多喜成一“嗖”地把指揮刀放在秦興體的脖子上，秦興體泰然自若。日軍指揮官用日語吼叫了一聲，日軍翻譯官立刻帶領幾個漢奸，把秦興體綁在刑床上，用皮鞭抽打他，並向他身上滴灑硫酸，秦興體身上頓時燒起了許多血泡，疼得昏死過去。
日本兵往秦興體頭上潑了一盆冷水。待秦興體甦醒過來以後，多喜成一又問道：“你說不說？”
秦興體沉思了一會：“我說。”
日本翻譯官喜出望外，立即讓人把秦興體放下來，年輕英俊的秦興體滿臉的血水，轉過身來，大聲說道：“鄉親們，抬起頭來，不要傷心難過，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抗戰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們的大部隊馬上就要回來，他們會給死難的群眾報仇！血債終要血來償！我們要堅持到底，和日寇漢奸鬥爭到底……”
多喜成一被氣得哆嗦著手，指著秦興體大喊：“快！快！卡住他的喉嚨！”
幾個鬼子撲上來把秦興體拖到墻根，用長釘把他釘在木板上，秦興體大罵日寇不止。
為了堵住他的嘴，日軍用匕首從他身上割下肉，準備塞進秦興體的嘴裏。
秦興體大聲喊道：“狗日的小鬼子，肉，你拿去吧，骨頭是我的！”
日軍把門板倒過來，下面生上火，對秦興體用上了中國歷史上最殘忍的酷刑——淩遲，用刀一塊塊切下他的肉……
村民忍無可忍，紛紛衝上去和敵人拼命，敵人機槍開火了，一百多村民倒在血泊中。
日寇什麼也沒有得到。惱羞成怒，燒燬了全村房屋。
一千多村民為了救一個八路軍寧願拋灑熱血，一個八路軍為了救一千多名群眾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是人間什麼樣的血緣關係？
在水牢裏，秦興體的手從十五歲的少年劉效民手中抽出時，劉效民就把英雄的壯舉印刻在腦海中，成為他終生不能磨滅的記憶。劉思傑當時也在水牢中，他們都是十五六歲，但少年的雙眼如清晰的錄影機，把這一切都攝錄了下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之後，那景象仍歷歷在目。
這天是中國傳統的九月九重陽之夜，劉崗村的百姓沒有一家生火做飯。他們用門板制了一副棺木，把烈士掩埋在劉崗村邊上，秦興體永遠成了劉崗人。
三位老人，為給壯士立碑，他們腳步蹣跚，手托柳條筐，在“紅三村”募捐，一毛、一塊、十元、百元，竟從並不富裕的農屋裏募集出了五萬元……
捐款人都沒有留下名字，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被遺忘的名字——根據地！
創建平原根據地
1938年5月14日，土肥原賢二指揮的第十四師團，攻陷菏澤。
菏澤爭奪戰極為慘烈。守軍第二十集團軍第二十三師進行了頑強抵抗，由於援軍未至，師長李必藩中將、參謀長黃啟東少將揣著刺刀衝入敵陣，英勇殉國。
菏澤淪陷。日寇開始了殘酷的屠城。日軍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體持槍，在城中搜捕百姓，遇到男人用槍打死，抓到婦女競相輪姦。幾天之內屠殺我骨肉同胞兩千多名。
這支異國的禽獸之師，屠城後又分兵到城外的村莊。每到一村，就把所有的村民集中到村外農田裏，逼迫村民低頭跪在地上，有人抬頭，立即擊斃。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上跪天，下跪地，天地之間跪父母。
而一個野蠻民族，要目睹另一個民族跪在他們的刺刀下，以示羞辱，剝奪一個民族的尊嚴！
炎黃子孫的後裔們並非沒有血性，只是沒有人帶領他們發出最後的吼聲；他們並非沒有力量，而是沒有一面旗幟把他們召喚起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毛澤東強調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的戰略方針。這次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派兵去山東，開闢冀魯豫平原根據地！
1939年初，春寒料峭。一支穿著灰色粗布軍裝的隊伍，穿行在歷史之頁。
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六團，遵照黨中央指示，在代師長陳光、師政委羅榮桓同志的率領下，遵照中共中央打到敵後去、開闢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從山西出發，越過一道道封鎖線，挺進山東魯西南平原。
這是我八路軍正規軍第一次踏上這片黃色的土地。當地的群眾聽說平型關打鬼子的一一五師來了，歡欣鼓舞，奔相走告。
1939年6月21日，農曆端午節，後續挺進魯西南的冀魯豫支隊司令楊得志在群眾的支援下，指揮部隊聲東擊西、誘敵深入，一舉殲滅日軍中隊長間野率領的一個日軍中隊和兩個偽軍中隊，並繳獲了日軍的平錫大炮，至今陳列于首都軍事博物館。
同年8月2日，羅榮桓、陳光指揮部隊發起梁山戰鬥，擊斃日軍大隊長田敏江以下三百餘人，俘虜日軍二十四人，繳獲野戰炮兩門，機槍十五挺，創造了在八路軍和日軍軍力相等，而八路軍裝備處於劣勢情況下，全殲日軍一個大隊的模範戰例。
連戰告捷，共產黨，八路軍高舉起平原敵後抗日的鮮艷紅旗。
這年8月，一一五師師首長和魯西軍政委員會，在魯西南的梁山水泊召開聯席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在冀魯豫創建平原抗日根據地？
會上，大家議論紛紛：
“我黨我軍的根據地大部分在山區和丘陵地帶，平原無險可依，建根據地不容易。”
“這裡除了是平原，日軍、偽軍、中央軍、紅槍會、民團等，並非真抗日，只為佔山為王。我八路軍在此創建根據地，幾乎沒有同盟軍，必受排斥。”
這時，羅榮桓把手中的一本小冊子舉了起來，他說：“這是毛澤東同志剛剛寫成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我們大家應該好好讀一讀，這本書中指出：井岡山遊擊戰爭得以發明，並不因為有樹林、有山，而是因為有人民。”
會場頓時靜了下來。
羅榮桓說：“遊擊戰，是與人民共存共生的一種戰爭。哪有人民，哪就可以開展遊擊戰爭。平原雖無山地做屏障，但成千上萬的群眾，就是禦敵的最強大屏障，只要堅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和群眾生死與共，就可以形成一道堅不可摧的銅墻鐵壁。創建和堅持平原根據地完全是可行的。”
人民就是山，人民就是禦敵的屏障！戰爭的深厚力量藏於民眾之中
會議形成決議：按中央指示，在冀魯豫平原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
因為，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生死相依築長城
共產黨人在革命征途上，一次次被逼入絕境，卻又一次次險中取勝。
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巨人叫安泰，他是大地女神蓋亞的兒子，力大無窮，只要他保持和大地母親的接觸，就可以不斷地獲得力量，不可戰勝。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因根據地而生，因根據地而成長壯大，因根據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後的勝利。
把世界普遍認為最落後的中國農民群體，看作是拯救中國最偉大的力量，這是共產黨人的英明。
但是要把幾千年來一直處於統治階級殘酷壓迫下最散漫的農民發動起來，使其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怎樣去實現？
共產黨人找到了最佳法寶——
原冀魯豫邊區的老戰士、八十九歲的侯存明老人告訴筆者：
“這個法寶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在冀魯豫邊區，人民群眾就是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認識八路軍和共產黨的。
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代旅長楊得志，是第一任冀魯豫支隊司令員。當時，老百姓稱“五鬼鬧魯西”——日、偽、頑、匪、雜。當時韓復榘因濟南陷落，被蔣介石執行軍法，國民黨第三艦隊司令兼青島市長沈鴻烈被蔣介石任命為山東省主席，在離菏澤五十公里的曹縣設省府。他到處收編地主武裝和雜牌軍，壯大自己的實力，卻從未向日寇放一槍一彈。八路軍的到來，他認為是來搶地盤的，當時國共已達成聯合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沈鴻烈不但不撥軍餉和軍需物品，還處處刁難設障。
所謂“雜”，是一個叫“紅槍會”的民間組織，土肥原賢二知道此處是當年《水滸傳》裏梁山好漢聚義之地，民風彪悍好義，許多群眾為求自保，紛紛參加“紅槍會”，規模達數萬人，實際受日特操縱控制，公然殺害我革命幹部和八路軍戰士。所以，老百姓見槍就躲，見兵就跑。
楊得志下令：部隊除了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外，還要加上三條：“群眾不在家，開門就犯法；過路不住房；喝水要付錢。”
有的幹部說，從來沒聽說當兵的喝碗水還要付錢的，老百姓和咱們不是一家人嗎？
楊得志回答：“井，是群眾出力挖的，開水是群眾用柴火燒的，柴火也要花錢買，喝水不付錢就是侵佔群眾利益。”
由於水土不服，冀魯豫軍區騎兵團剛到魯西南後，許多戰士得了病。團衛生隊軍醫助理袁天祥十分著急，到處找藥。最後找到了一家藥鋪，老闆早就逃走了，袁醫助拿走了一些中藥，為戰士們醫好了病。外逃的群眾見八路軍不燒房子、不搶東西、不殺牲畜，逐漸又回到村裏來。
幾天以後，藥店老闆回來了，跪在部隊領導面前，說：我知道了你們有紀律，現在，你們有人拿了我養家糊口的藥，請給我作主。
支隊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對袁醫助執行鐵的紀律。
指戰員們紛紛來求情：“袁醫助救了我們幹部戰士，雖然他違犯了紀律，但不是為了個人發財。”
軍紀無信，必失民心。
特殊的情況下必須執行特殊的紀律。
死刑命令下達了，可戰友們誰也不願意去槍斃一個曾經為革命立過功的同志。
袁醫助說：“我侵犯了群眾利益，應該執行紀律，不為難大家了。”他讓衛生隊的同志找來一把安眠藥，毅然吞下。
袁醫助自己爬進了棺材。
一邊是公審大會上成千的群眾，等著死刑的執行。
一邊是躺在棺材裏的袁醫助一直死不了——
因為衛生隊的戰友不願意他死，在安眠藥裏混進了維生素片。公審大會形成僵局。
七個團黨委委員現場商定，由團長親自執行槍決。團長作戰時曾受過傷，是袁醫助從戰場上把他背下來。此時，團長打開手槍的保險，眼含淚花，看著才二十齣頭的袁醫助說：“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放心吧。你還有什麼要求？”
袁醫助說：“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留我的黨籍和軍籍。”
“砰”“砰”兩聲槍響，震撼了魯西南大地。
槍火變成了一道閃電，照亮了冀魯豫邊區的夜空。
這支被稱為“老八”的部隊愛人民，講紀律，成立農會、婦救會、兒童團、自衛隊、實行民主選舉、建立基層政權、減租減息，改善民生，興辦教育，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青壯年積極參軍，各路民間武裝爭相投奔。一年多的時間，這支不到二百人的部隊，迅速壯大到一萬七千人。而日特操作的“紅救會”很快被瓦解了，幾個頭目躲到日軍據點裏，躲起來，使群眾一下子看清了他們的面目。
血親
1939年之後，日軍板垣師團接手山東，在魯西南的各個縣城建立日偽政權，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古老的大地變成一個刑場。
此時，中央軍有的轉移，有的成建制地變成偽軍，冀魯豫正規的抗日部隊，只剩下了八路軍。菏澤是冀魯豫邊區的中心地，也是我黨我軍對日作戰的重要戰場。
由於共產黨、八路軍和根據地的人民堅持抗日，日軍在魯西南對八路軍和國民黨的軍隊喊出了不一樣的口號：趕走中央軍，消滅八路軍。
1941年4月，日偽軍和反動道會門武裝兩萬餘人，在汽車、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分五路對菏澤沙區地帶進行滅絕人性的大“掃蕩”。
瘋狂“掃蕩”其殘暴狠毒無所不用其極，使我根據地遭受到空前的浩劫，被害村莊達一百四十一個。僅三天，燒燬房屋一千四百三十二間，殺害群眾三千多名，失蹤二百六十三名，傷一萬八千六百八十名，創造了最野蠻、最無人性的紀錄。
日寇將在沙窩村搜捕到的群眾，全都集中在一起。除一部分拉到村東道溝活埋外，大部分填進了七口水井。水井即將填滿時，又壓上石磙，澆開水，用炸彈炸，最後，用土把井口封住，只留下一口井，還撒進毒藥。
敵人深知花生、大棗是沙區的兩大特產，沙區人民是依靠這兩種特產來生活的。因而，他們有計劃地毀壞棗林。敵人“掃蕩”時帶來很多鋼鋸，逼迫群眾砍伐棗林。被抓住的老百姓，很多是被強迫鋸了幾天棗林之後再殺死。綿延十數裏，各村棗林殘余無幾，棗林損失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無所有的沙區人民，為了生存，吃草籽，啃樹皮，連幹柳葉、花生秧、麻籽葉、草根、地梨、符根都成了爭相搶奪的食物。除了能吃的東西，能變賣的幾乎全都變賣了。糧價昂貴，三升高粱換一畝地，兩個燒餅能換一個女人。
若干年後楊得志在他的回憶錄中痛心地寫道：
這次反“掃蕩”，打了九天。血與火的九天過去，我們再回到區中心地帶的時候，除了人民的心，幾乎一切都變了。
到1943年秋，日軍在魯西南地區安據點五百餘處，把全區分割成五六塊互不相連的狹小根據地。同時，日偽軍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總體戰”的方針，目的是把抗日根據地逐步壓縮，直至徹底摧毀。
急轉直下的局勢使八路軍、遊擊隊以及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團體都受到了空前嚴重的破壞。
沙區最困難的時候，冀魯豫行政公署副主任從延安回到邊區。面對極端的困難，他對楊得志說：“民以食為天，要儘快為群眾搞到糧食。”
糧食運到沙區時，群眾看見糧食被傷亡戰士的鮮血染成了紅色。
群眾哭成一片說：“自古都是兵吃民糧，而今民吃兵糧。八路軍以血奪糧，這糧咱不能吃啊，咱留下來當種子！打了糧食跟狗日的鬼子拼啊！”
運糧途中，冀魯豫邊區五分區司令員朱程左胸部被敵人機槍打穿，仍然堅持指揮戰鬥，敵人逼近，他把手槍裏的最後一顆子彈，對準自己的太陽穴……
當群眾得知為他們運“血糧”的朱程司令和他的八路軍戰士們全部壯烈犧牲時，整個冀魯豫大地悲慼了、憤怒了！
冀魯豫邊區的八路軍和共產黨人，和邊區人民結下的是血親！
1942年2月，日軍兩個師團和偽軍共三萬餘人對我南樂、衛河、滑縣進行“掃蕩”。我衛河縣大隊被敵人堵在了合圍圈中。由於縣大隊的戰士大都穿便衣，敵人一時無法辨認他們的真實身份。
當地的大娘、大嬸和姐妹們，聽說子弟兵處在危險境地，毅然來到包圍圈，冒著生命危險去認“親”。
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老大娘領回自己的“兒子”，姐妹們認回自己的“丈夫”。
二百多名縣大隊戰士在親人的庇護下安全走出了包圍圈。這裡面有衛河縣民主抗日政府縣長劉子良，抗日幹部靳長印、謝寶山。
1942年3月8日，八路軍的一部被日偽軍數千人包圍在衛河縣瞿固附近，由於八路軍身穿軍裝目標明顯，日軍調動大批人馬，妄圖一舉圍殲。緊急中群眾想到了一個辦法，幫八路軍換便衣突圍。
沒人組織，沒人吆喝，根據地的男人們不約而同地脫下了自己的便衣送給八路軍。
男人的不夠用，就換婦女的。有的婦女把結婚時制的新裝都拿了出來，送給八路軍。有的婦女沒有多餘的衣服，甚至赤身蓋被子，卻把衣服脫給了“親人”。
衛河縣趙莊的三個老大娘頭上頂著橫飛的子彈，肩上扛著蒐集的便衣，一次次往返于包圍圈內外。
三百多名八路軍戰士穿著帶著老百姓體溫的衣服突出重圍！
珍貴的遺產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正因為共產黨堅決抗戰、英勇犧牲，所以人民才真心誠意擁護共產黨、支援共產黨，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才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發展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就是歷史的真相！現在有人想否定這一點，說什麼共產黨在敵後“遊而不擊”“擁兵自保”等，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共產黨如果不真心抗戰，人民會支援嗎？共產黨又怎麼能贏得全國的勝利？
抗戰八年，冀魯豫成為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前一個月內，冀魯豫軍區在宋任窮司令員和楊勇副司令員的指揮下，依靠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支援，接連收復廣宗、巨鹿、陽谷、東阿、費縣、定陶、巨野、館陶、曹縣、鄄城、菏澤等二十多座縣城。
毫無疑問，根據地是共產黨人的獨創和發明。共產黨人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是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戰場！也是共產黨人留給後繼者的偉大遺產！
從甲午戰爭始，日寇的鐵蹄踏上了我國土之後，就種下了法西斯的野心，兵戈相向。“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日寇徹底撕下了“大東亞共榮”的面紗，攻城略地、殺人放火、掠奪資源，欲滅我華夏民族、欲霸我神聖領土。
中華民族不可侮！中華大地不可侵！
因為，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製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1日 2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