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抵抗運動，氣壯山河
二戰爆發後，德意日法西斯野蠻的侵略與佔領激起各國人民的憤怒與反抗，民族抵抗運動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密切配合了正面戰場的軍事行動，有力推動了戰爭勝利進程，對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後和平國際秩序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偷運彈藥抵抗法西斯
本報駐瑞典記者 劉仲華
納粹德國佔領丹麥之前，莫裏斯一家幸福地生活在日德蘭半島的韋德斯騰地區，經營著當地最著名的飯店。韋德斯騰飯店是菲爾家族的百年老店，1925年莫裏斯接手後，經營有道，生意興隆。雖然韋德斯騰遠離哥本哈根這個政治中心，但莫裏斯對祖國的熱愛毫不遜色。為紀念被德國佔領的日德蘭半島南部丹尼沃克地區，他在飯店院子裏豎起一塊石碑，刻下“到丹尼沃克還有一半路”。
1940年4月，丹麥被納粹德國佔領後，莫裏斯無比沮喪。丹麥政府通過廣播要求民眾與德國當局合作、不要參與抵抗活動，這樣的宣傳讓他怒火中燒。在好友勸說下，他成立了一個行動小組，以韋德斯騰飯店為基地，專門接收英國飛機投放的武器和彈藥，然後把這些物資散發到丹麥各地。他不顧政府發出的對抵抗者實施死刑的威脅，把兒子、女婿和女兒都帶入了這場鬥爭中。
1943年3月12日，莫裏斯小組第一次行動。當晚，14箱彈藥被空投于該地區。他的朋友第二天一早來到韋德斯騰飯店對莫裏斯說，“艾利亞斯向你問候”。暗號表明彈藥已在某地被藏好。莫裏斯趕著馬車去取走彈藥，再送到下一個接送地點，然後分發給日德蘭半島的抵抗組織。
幾次嘗試之後，莫裏斯把離飯店不遠的一片沼澤地當作理想投放點。英國空軍把該處命名為芥末角。每天18時15分，莫裏斯和同伴都會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如果節目中出現“收聽”“再次收聽”的提示，就表示當晚午夜時分會有一架次或多架次飛機空投彈藥。聽到飛機的聲音後，地面人員要點亮4盞信號燈，1紅3白，以便飛行員了解準確投放位置。彈藥箱落地後，地面人員儘快取走彈藥，並把包裝箱埋入沼澤地。
1943年底，一名來丹麥執行空投任務的英國飛行員被納粹逮捕，嚴刑拷打下，他招出了韋德斯騰小組。抵抗組織派人勸說莫裏斯夫婦儘快離開，但莫裏斯選擇留下，與戰友共進退。1944年3月11日，蓋世太保包圍了韋德斯騰飯店，逮捕了抵抗運動的所有成員。
同年6月，包括莫裏斯、他的大兒子、女婿在內的8名韋德斯騰小組成員被判死刑。他的大女兒和兒媳被判有期徒刑。在前往刑場的路上，8人在卡車上唱起了家鄉的民謠。他們被綁到木樁上後，莫裏斯仍激勵兒子要勇敢地面對死亡。
韋德斯騰小組的8位烈士是德國佔領期間第一批因為參與抵抗運動被處決的丹麥人。但他們的精神激勵起更多丹麥人加入到反抗納粹德國的運動中。靠著盟軍秘密運進的槍械武裝，丹麥各地共有4萬多人加入抵抗組織，有力地打擊了德軍。
追隨戴高樂光復河山
本報駐法國記者 王遠
1940年，亨利·埃科沙爾還是一名18歲的高中生，但已是最早加入抵抗組織“自由法國”的年輕人之一。眼看著德軍在一個月時間裏侵佔了法國，對傀儡政府深感失望的埃科沙爾從法國西部出發，來到了選擇與希特勒作鬥爭的英國。“對我來說，這不再是愛國的問題，我只想舉起步槍，與希特勒分子作鬥爭”，在巴黎戴高樂基金會二層戴高樂將軍昔日的辦公室裏，埃科沙爾回憶起當年經歷。
“1940年至1945年間，我一直追隨戴高樂將軍。我有幸能跟隨這位偉大的領路人。”埃科沙爾一字一頓地說道，充滿了對昔日領袖的敬仰與尊重。
“這是一段非凡的冒險，在這段歷史中做一些事情是我們的驕傲”，與埃科沙爾並肩而坐的勒內·馬爾博說。當年，馬爾博告訴母親要投奔自由法國部隊，“她立刻表示支援，說如果她也是我這個年紀的小夥子，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知道她以我為榮。”
不過，當時馬爾博年齡太小，被派至黎巴嫩以童子軍身份做情報工作。“那時候我表現得很積極”，馬爾博笑著說，“通過組織一系列攝影比賽，我名正言順地拍下法國傀儡政府維希軍隊的防禦工事。”黎巴嫩從維希政權中解放後，馬爾博如願加入了自由法國部隊，隨後來到英國接受軍校的嚴酷訓練，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傘兵。巴黎解放後，馬爾博終於跳傘降落到法國，抑制不住內心激動，親吻腳下祖國的土地。
團結各界抵制希特勒
本報駐德國記者 鄭紅
在納粹政權統治德國期間，有很多充滿正義感的德國人反對希特勒，抵抗納粹統治。“克萊稍圈”就是這樣一個組織。
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和其他幾位成員組成的“克萊稍圈”，從1940年開始，在德國每一個省尋找聯繫人，希望推翻納粹政權，重建德國社會。
“克萊稍圈”由不同的陣營結合在一起。有貴族、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有女性參與進來，這在當時並不常見，是反對納粹的精神讓這些團體結合起來。
1944年1月，毛奇被黨衛軍逮捕並關進集中營，一些成員加入到陸軍上校施陶芬貝格的反抗團體，併為刺殺希特勒做準備。
1944年7月20日，經精心策劃，施陶芬貝格攜帶裝有爆炸物的公文包去見希特勒。他把公文包放在離希特勒約兩米的地方，但最終公文包被陰差陽錯地挪走，希特勒逃過一劫。施陶芬貝格及其同伴第二天即在柏林被槍決。
刺殺行動失敗後，包括毛奇在內的“克萊稍圈”多名成員也犧牲了。
潛伏集中營收集情報
本報駐波蘭記者 李增偉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戰俘墻上有一張威托爾德·皮勒切克的照片。皮勒切克是二戰期間波蘭抵抗運動的創始人，為蒐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情報，他主動要求進入了死亡集中營。
1940年9月19日，化名托馬斯·瑟拉菲斯克的皮勒切克在華沙街頭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胳膊上刺的編號為4859號。
在集中營，他組織成立了“地下軍事聯盟”。同年10月，“地下軍事聯盟”開始向華沙傳遞相關報告。到1941年，“地下軍事聯盟”已有自己的外部供給線，經常在附近居民的協助下從外界接收藥品等物資。1941年3月，皮勒切克的報告通過波蘭抵抗組織傳送到英國政府。這些報告成為盟軍了解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最重要情報來源。
1942年，該組織正式成員已有1000多人，他們甚至在集中營的醫院裏秘密架設了一座無線電臺，為波蘭抵抗組織提供許多價值極高的情報。
1943年4月26日晚，皮勒切克與另外兩名關押人員制服看守，切斷電話線，帶著偷來的大量德國文件逃出集中營。為防止被俘，他們都隨身攜帶了吞下後立即致命的氰化物。幸運的是，他們在當地居民的協助下，成功地逃出了這個死亡集中營。
集訓三天便開赴前線
本報駐泰國記者 王天樂
1941年底，面對日軍攻勢，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召集各派人士，商討華僑協助英軍守衛新加坡事宜，決定成立星華義勇軍。決定獲得民眾熱烈響應，幾天內就招募到3000多人。義勇軍副司令員胡鐵君少校說，義勇軍包括了各政黨、各階層的分子，我們不問信仰，只要他們具備抗日救國的熱忱和勇氣就可以參加。英國軍事當局委任新加坡原副警察總監達理上校為義勇軍司令官。
1942年2月1日，日本開始大規模炮擊新加坡，1300多名星華義勇軍成員被集結起來，編成7個連，開始進行軍事訓練。義勇軍的武器裝備極其簡陋，多數人持老式步槍，只有少部分人有手榴彈和機槍，甚至有人只能用打獵的器具，如獵槍與巴冷刀（馬來半島特殊的開山刀）來戰鬥。由於局勢日益緊張，義勇軍受訓僅僅3天便開赴前線，在柔佛海峽阻擊日軍登陸，在巴西班讓、裕廊等地與日軍浴血奮戰。
據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資料記載，在最為激烈和慘烈的武吉知馬戰役中，星華義勇軍與英軍並肩作戰，在耗盡彈藥後仍然赤手空拳進行搏鬥，傷亡異常慘重。
最終，駐防新加坡的英軍無法抵擋日軍的強大攻勢。2月13日，即新加坡淪陷前兩天的早晨，達理下令解散星華義勇軍。達理在最後訓話時，不無動情地說：“若提前兩三個月開始受訓，發給精銳武器，相信義勇軍能抵擋得住敵人前進。”
負責英屬馬來亞地區華僑事務的行政長官白克登戰後重返新加坡，對義勇軍不吝讚賞：“雖處此不利之環境中，而隊員仍能英勇應戰，前赴後繼壯烈犧牲，全軍上下莫不本其為爭取自由正義而戰之精神，以殲滅此有史以來最殘暴之敵人，其豐功偉績，垂諸千古”。
秘密小報傳勝利消息
本報駐印度尼西亞記者 席來旺
1942年日軍佔領印尼西加裏曼丹後，當地有2萬多人被殺害，現年91歲的楊金鋒是少數倖存者之一。
面對日軍暴行，楊金鋒追隨老師等抗日愛國人士，參加抗日示威遊行等活動。他告訴本報記者，自日本侵佔印尼後，爪哇、蘇門答臘、西加裏曼丹等地區的廣大愛國華僑與印尼人一道，組織“西加反日同盟會”“蘇島華僑抗敵協會”等地下抗日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抵抗運動。
老人印象最深的是當年的宣傳戰。抗日愛國人士利用暗藏起來的收音機，收聽新德里等地電臺的國際戰事廣播，將消息印在秘密小報上。華僑抗敵協會出版的第一份油印秘密小報叫《正義報》，後來為加強宣傳工作更名為《解放報》，後又改稱《自由報》，最後併入《前進報》，內容越來越充實。秘密小報揭露敵人的虛假宣傳，傳播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消息。為擴大影響，秘密小報除供會員閱讀外，還傳給可靠的親友閱讀，並把這些人發展成為“讀報群眾”。為向印尼人民宣傳，爭取他們共同抗日，華僑抗敵協會還將部分內容編譯成印尼文，由專人分發給可靠的印尼友人閱讀。
秘密小報受到當地廣大愛國僑胞的歡迎，激發了愛國熱情，鼓舞了鬥志，更堅定了當地華僑的抗戰信心。
版式設計：劉慧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1日 2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