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賈平凹接受媒體採訪，回顧文學創作和生活道路——
“我今年六十了，在文壇上算是時間比較長的一個人。我曾獲第一屆全國短篇小說獎，那是新時期第一個國內的獎項，當時和我一起得獎的有二三十個人，現在他們基本上都不寫小說了，只有我仍在堅持。現在回想這幾十年，實際上一進入文壇受的教育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幾乎年年都在學習。我感覺我當年文學創作的基點比較低。因為當時整個的社會文學創作土壤比較瘠貧，而且西方文學那時還沒完全進入到中國。所以說整個的文學氛圍不是很濃，整體創作水準不高，我就是在這一基礎上起根發苗的，所以說存在先天不足、營養不良的情況。
這幾十年一路走來，之所以還沒有被淘汰，還在繼續寫作，得益於我經常講的兩句話：一個要和現實生活保持一種鮮活的關係。你起碼要了解這個社會，和這個社會保持一種特別新鮮的關係、鮮活的關係；再一個你在寫作過程中，一定要不停地尋找突破點，或者是常有新的一些東西出來。我現在60歲的人，基本上是和人家20多歲的娃在一塊寫哩，文壇淘汰率特別殘酷。所以說你只有把握住這兩點，這樣你才能寫得更多一點，寫得更好一點。我這幾十年來就是這樣過來的。
堅持和生活保持一種鮮活態度的想法，嚴格講也是受5·23《講話》教育的結果。因為《講話》是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毛主席對文藝方面做的一些論述，它有當時的歷史狀況，到現在幾十年過去，社會發生了變化以後，好多地方不一定說很適合目前的現狀。但有一點沒變：作品一定要想到是給誰寫的——是給人民寫的。一定要到生活中去，為人民而創作。我這一代作家都是50歲以上的作家，社會責任感、憂患意識，我覺得比年輕人要強。我們從小就是受這一種比較傳統教育的作家，中國文人就是天下為責，為時代、為社會立言。”
自身創作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嚴格地講，我自己的創作基本上都是長篇小說。在這20年裏，我創作了10多部長篇。在2000年以後的10年間，我主要寫了《秦腔》、《古爐》、《高興》三本書。這三本書出來以後反響還都蠻強烈的。我自己回想起來，這確實也是得益於自己對整個時代、對社會的一種關注、研究。所以一個作家，你要關注現實生活，關注這個時代。
創作環境
中國目前是大變革時期的一個時代，是各種聲音、各種潮流混雜起來的。所以你要好好鑽研一些東西，通過社會現象來看更深遠的本質，這樣你才可能在寫作的過程中把握得更好一點。
這十多年是一個消費時代，也是個娛樂時代，大家對於文學的熱衷不是那麼強了。娛樂方式多了，消遣的東西也多了，所以對整個閱讀來講，目前進入到一個淺閱讀時代。淺閱讀時代大家都不追求深刻。但是正是在這一種情況下，如果作家還在堅持關注這個社會，研究這個社會，把自己對整個時代、對社會的看法表現出來。我覺得一方面，這個作家會比較難得；一方面這也是一個真正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應該做的事情。總得有人這樣來做，否則這就是一個很輕飄飄的時代。
現階段我覺得在我這一生中是創作環境比較好的一個時代。各種思想都可以接觸到，各種寫作方法都能了解到。你可以做各種各樣的試驗，可以把你心中要想的東西，把你對這個時代、對這個社會想說的話都寫出來。如果說再退到五六十年前，或許你好多想法還不好表達。創作需要一種很自由的、寬鬆的環境。希望這個環境越來越好。
創作理念
自從《秦腔》和《古爐》出版以後，有相當多的北京和上海的評論家，他們有一個觀點說，我的創作完成了對中國文學的一種敘述。在這之前，大量的是西方翻譯期的那種文學樣式。這些評論給我了一些思考——就是說，怎樣使作品寫出來既有時代感，又有中國的做派，叫人看了以後就是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寫的小說，而不是中國人寫的外國小說或者別的啥小說。
我一直在創作中堅持一種理念：思想境界上一定要吸收全人類的東西，就是可以接受西方的一些東西，全人類的東西，但在敘事上一定要是中國式的，這樣才能既是現代的又是傳統的，既是中國的又超越中國。當然關於這一點我雖這麼想但目前還做不到，但起碼我有這麼個想法。
對於傳統的東西，你就要不斷豐富自己的學術素養。現在一些人經常開口閉口就是繼承傳統，而實際上你問傳統是啥東西他卻回答不上來；傳統包括啥東西，他也答不上來。好多人都是要麼沒讀過，要麼一知半解。文學創作要有遠大的理想，要把你作品寫的壽命能長一點、走的路能遠一點，我覺得，對一個作家的素養方面的要求特別高。不光包括哲學，還包括各種文化知識在裏面。至於說這個佛呀、道啊，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裏邊很重要的幾個方面，你起碼得涉獵一些。這就需要你自己去鑽研，下功夫來讀各方面的書籍，提高自己，才可能使你的作品豐富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