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九次國民閱讀調查發佈的數據，我國國民2011年的圖書閱讀率比2010年上升了1.6個百分點。在數字化閱讀大行其道、實體書店普遍難以為繼的今天，這樣的消息令人倍感振奮。不過，同時公佈的另一組數據則較少有人注意到——10年來的調查始終顯示，軍人、教師、學生、幹部是閱讀率最高的群體，而失業人員、農民和農民工的閱讀率最低。
失業人員、農民和農民工閱讀率低固然值得警惕，但更令人擔憂的是因閱讀率低而導致的社會階層的固化。一般而言，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性越好，則國家越趨於穩定，經濟越趨於發展，社會越趨於和諧。反之，社會階層一旦固化，則財富、地位等只在特定群體中遺傳，那麼窮人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小。當然，社會階層的固化原因複雜，但弱勢階層因自身文化素質不足而喪失向上流動的能力是個重要因素。而閱讀正是窮人可以自主掌握的少數提升文化水準和勞動技能的最便捷的途徑之一，如果連這一抓手都沒了，那窮人還有什麼希望？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要知道10年過去了，這一調查所反映的狀況沒有任何改變，這本身就是社會階層固化的一個表徵。
中央電視臺曾做過一期節目，記者採訪一位因貧輟學在家放羊的孩子，問他，“你長大了想幹什麼？”孩子說：“生娃。”“生娃幹什麼？”“放羊。”這樣的回答簡直令人絕望。可以想見，這個孩子及其後代恐怕難逃蒙昧、貧窮的宿命。
貧困之所以會遺傳，是因為“貧困文化”如同DNA一樣也會遺傳。1971年在維也納舉行的“發展中的選擇”世界研討會上，智利學者薩拉扎·班迪在總結落後國家現代化道路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落後和不發達不僅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也是一種心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社會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長期積澱後，就會形成頑固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意識形態，即“貧困文化”。這種文化表現為人們有一種強烈的無助感、宿命感、自卑感；思維狹隘，缺乏遠見卓識；屈從感強烈，缺乏主動性。身處“貧困文化”中的人如同籠中之鳥，喪失了改變自身命運的能力和動力，整個社會也將因此失去正常的階層流動性。
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而言，提高人口素質，造就一支高技能的勞動大軍，是維繫“世界工廠”地位不墮，實現普遍富裕的必由之路。而在正規教育之外的閱讀，正是提升技能與素質的最佳途徑。二戰以後，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國之所以能迅速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民高度重視教育和閱讀，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國民的閱讀率也同步提高。據世界銀行統計，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增加一年，GDP提升9%，這種收益遠遠超過了任何一種投資。讀書可以興國，是已經被實踐所證明的科學論斷。
不過，在軍人、教師、學生、幹部中宣傳讀書的重要性其實意義不大，他們的閱讀率已經夠高的了。提高失業人員、農民和農民工對閱讀意義的認知，才是重中之重。但如何提高其認識，並不容易。泛泛而言讀書的好處，對他們沒有多少說服力。
現在許多專家反對功利化閱讀，就理念而言，他們說的當然很對。但對深陷貧困的人們而言，讓他們出於純粹的興趣愛好而閱讀，是不切實際的高調。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使閱讀真正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作用。近幾年，因為工作原因，我曾多次走訪偏遠落後地區的農家書屋，親眼見到了許多農民因閱讀而掌握了一技之能，進而脫貧致富。一個這樣的榜樣往往能帶動整村的人走進書屋。
平心而論，失業人員、農民、農民工的閱讀率低有其客觀原因，收入低、工作壓力大、業餘時間少、閱讀環境差……因此，在廣泛深入地宣傳閱讀重要性的同時，包括政府在內的全社會也應為改善弱勢群體的閱讀條件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