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仍然沒就日益氾濫的時評文章被免費轉載現象，維護時評作者權益 國家版權局日前公佈了《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與3月31日公佈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相比，第二稿對原草案刪除三條，增加三條，對四十八個條文進行了改動。其中，刪除了此前第一稿中爭議最大的錄音製品“法定許可”條款。
相對於社會法、刑法等法律來說，《著作權法》只是一部利益調節面較窄的“小法律”，然而“變法”反響之劇，公眾參與之熱，出人意表。3月底，該草案甫挂上網徵詢公眾意見，高曉松、汪峰、李廣平等音樂人第一時間在微博上對第46條密集開火。不滿這一條款過度保護“春天裏”的“旭日陽剛”，而讓“汪峰”成為“苦主”。據官方透露，從3月31日至5月10日，國家版權局共收到意見和建議1560份，涉及草案88個條款中的81個。意見多多，修改大大，據國家版權局法規司司長王自強稱：“88個條款只有7個條款沒有修改。”
第二稿徹底刪除“錄音製品首次出版3個月後，其他錄音製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條規定的條件，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音樂作品製作錄音製品”條款，這一回合，高曉松等音樂人完勝。然而，有人歡喜有人憂，時評人挺悲催。草案出臺之後，140位時評作者針對修改草案第四十條聯名上書，要求明確“時事性文章”範圍，制止日益氾濫的時評文章被免費轉載的現象，保護時評作者的權益。終究，140位時評作者的力量仍顯微弱，《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這一表述並未作任何改變。
《著作權法》作為一部行政法規，涉及的只是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作者及使用者，其修改過程竟引得“無數英雄競折腰”，不足兩個月，1560份意見和建議，昭示社情民意。立法者開門立法，讓公眾廣泛參與，表達利益訴求，並積極回應民意，吸納合理化建議，是對公眾應有權利的滿足；不同利益主體、不同社會階層在公共空間的理性對話，平等博弈，達成共識，是“胎育”良法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與此同時，公眾積極參與立法，更是對立法者、法律、司法的信任，另類“前期普法”是降低法律執行摩擦力的“潤滑油”。多年的立法實踐不斷證明，立法過程越透明，公眾參與度越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就越高。
“88個條款只有7個條款沒有修改”亦喜亦憂。也許，立法者從善如流、聞過即改的誠意應該首肯，比起那些奉命立法、閉門立法、“部門利益法律化”等前進一大步。譬如，不久前通過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儘管2011年8月時曾公開徵求意見，但此後二審、三審的草案均未公開，最終引發公眾對於某些條款的不同解讀，以及對於立法過程是否有違《立法法》的詰問。既然公開徵求意見，你一定要列“流水賬”，讓公眾知道你在說什麼，每個條文為何這樣寫、有何含義、調研過程如何等等。尤其是二次、三次公開修改草案時，還要給出“明細賬”，公眾提了哪些意見，是哪些群體表達，哪些得到採納等給個說法。
從立法技術維度，一部法律二稿比初稿改動率高達92%說明瞭什麼？無論是結構技術還是語言技術，《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比初稿都有較大更張。這難免讓公眾對立法者的知識、經驗、方法和智慧有看法，並對法律的嚴肅性、嚴謹度心生忐忑。故而，二稿還應該多挂一些時日，再聽聽各方意見，別急於鳴金收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