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文體發展的歷史，有一種現象顯而易見，這就是：今天早已被視為文學基本樣式的小說、詩歌、戲劇，在當時卻常常與“民間”、“底層”、“大眾”、“通俗”等概念糾纏在一起，甚至同它們保持著很大程度的“互文性”。譬如，于元明清三代蓬勃發展起來的話本小說與雜劇傳奇，其作者就主要是遠離科場功名而混跡于勾欄瓦捨得“書會才人”；其內容不僅根植于廣泛的大眾生活，而且明顯浸透了市井百姓所喜聞樂見的草根意味和煙火氣息。正因為如此，它們在封建士大夫眼裏，只能充當“稗官野史”和“秘戲優工”。相比之下，如今亦屬文學家族之一員，且同小說、詩歌、戲劇比肩而立的散文，卻一向主要被封建社會的上層所青睞、所器重。它特有的主體性、陳述性和靈活性，通常與知識階層或言經載道、或抒情言志、或獨抒性靈互為條件，相得益彰，這決定了散文這種文體必然以風格上的純正典雅或俊逸高蹈見長，必然會承載更多的文人氣、書卷氣乃至廟堂氣。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在我國古代文苑，散文——當時多稱“古文”或“文章”——何以被說成是“經國之大業”，是“千古事”，從而始終佔據著“正宗”和“中心”地位。
散文屬於知識階層的主體表達，是同民眾訴求和世俗意味保持著較大距離的“典章”、“雅文”，這曾經是中國文學史的客觀存在。這種存在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文化的印記，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如果說這種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因為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尚處於蟄伏狀態；那麼，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特別是隨著中國向現代社會的邁進，它便日益顯豁起來。
試想：散文作為心靈沃土開出的精神之花，它理應展現全人類的思想、意志與情感，理應傳遞“有教無類”的普世情懷。特別是在“沉默”是“大多數”的情況下，取得了“話語權”的散文家，自應充分關注和努力反映自身之外更廣大的民眾的心音與訴求，而不是僅僅滿足於既定空間的“夫子自道”。
顯然是基於這樣的內在邏輯，“五四”時期的一代作家毅然亮出了“大眾文學”和“平民文學”的旗幟。也正是遵循著這樣的內在邏輯，一批閱歷不同、背景相異的現代散文家，開始自覺地將藝術視線投向社會底層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和命運。於是，魯迅的《一件小事》、朱自清的《生命的價格——七毛錢》、巴金的《一個女傭》、夏衍的《包身工》、葉紫的《長江輪上》、蕭紅的《餓》等飽含著同情或悲憤的篇章橫空出世。由於作家精神境界和藝術修養的差異，這些作品的整體品質並不在一個水準線上，但是，它們所噴灑出的那種悲憫意識和草根情懷，卻是同樣的至真至切，濃烈感人。
應當承認，對於習慣了“高高在上”的散文而言，這種悲憫意識和草根情懷難能可貴。它不僅開闢了作品走向底層的通道，使其與民眾對話成為可能；而且把一種社會底層特有的新氣息、新質地引入了文本，從而有利於藝術的嬗遞與發展。解放後，作家們面臨著必須向已是國家主人翁的工農兵學習，改造主觀世界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散文創作的草根情懷已經失去了它賴以存身的環境依據和情感基礎，也可以說它已經被勞動群眾“我手寫我口”的熱情所替代。正因為如此，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相當一部分散文作品雖然有著從結論出發的有關人民群眾的形象演繹，但卻很難反映出真正的民間資訊和真實的民生感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社會的經濟變革與群體分化，“底層”作為一种經濟學和社會學概念，再度成為存在的現實。它期盼著文學的關注，也呼喚著作家的良知。小說家一馬當先，走在了前面，從往日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到近期的“底層敘事”，均可作如是觀；而為數不少的散文家，或許因為古已有之的文體束縛，或許由於過度沉迷的精神自戀，卻又一次表現出了本不應有的疏離與漠然。
不是嗎？出自他們筆下的一些作品，或鍾情于歷史，或沉醉於自然；或提煉著思想，或探索著人性，其內容雖然穎異超拔，但在整體上很難介入平民視線。還有部分作品乍一看來，仿佛落墨于尋常生活，只是細加體察即可發現，內中浸透的人生趣味和價值判斷，卻只能屬於“白領”或“小資”，而與大眾無涉。
不能否認散文家立足於自身思想境界和生活體驗進行創作的基本向度，更不能否認這樣寫出的散文作品自有其無法取代的精神意義與審美價值。但是，也必須指出，作為生活和生命的立體映現，散文光有這些是不夠的，除此之外，它還應當具有一種更為沉潛的底層意識，更為普世的草根情懷。也就是說，它應當植根于空前廣泛和深入的社會生活，應當與絕大多數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相連接。否則，今天的散文不但有可能同現實拉開距離，產生隔膜，而且很容易最終喪失來自民間的藝術滋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當前亟待強化散文創作的草根情懷。（劉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