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話劇《魯迅》在《天涯》雜誌今年第1期發表後，不少朋友看完吃驚地問：“你為什麼這樣寫他？”的確，我的《魯迅》不是預期之中的歷史劇，也沒有示人以耳熟能詳的“鬥士和導師”面目，而是從魯迅的臨終時刻寫起，用意識流結構貫穿起他生前逝後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結——那是一個歷史夾縫中備受煎熬的形象，我試圖讓他成為一面破碎的鏡子，同時照照我們的歷史和現在。他逝後的事怎麼出現在意識裏呢？是呀，這個技巧我想了很久，此處就賣個關子吧。
許廣平先生有篇回憶文章叫《最後的一天》，作于1936年11月5日，落款註明“先生死後的兩星期又四天”，裏頭寫到一個細節：10月19日零時——那時距先生辭世只有五個多小時了——許先生給他揩手汗，“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陪在旁邊，他就說：‘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說：‘我不瞌睡。’為了使他滿意，我就對面斜靠在床腳上。好幾次，他抬起頭來看我，我也照樣看他。有時我還賠笑地告訴他病似乎輕鬆些了。但他不說什麼又躺下了。也許這時他有什麼預感嗎？他沒有說。我是沒有想到問。後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回握他了。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作不知道。輕輕地放鬆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後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地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裏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來的後悔呀。”
這段話如同一個傷口，使我在構思過程中不時感到疼痛。這個人的勇毅和脆弱，熾烈和敏感，沉默和爆發，克制和纏綿……時刻對立共存在他矛盾的天性中，直到最後一息，仍彼此糾纏欲說還休。在那生死交界的時刻，愛人未能給他默契的回握和陪伴。他孤單地踏上了無法回歸的旅程。我不知許廣平先生如何挨過那些心碎自責的日子。我只知，我的《魯迅》必須從臨終這一刻開始——它是一口沸騰的深井，吸引我跳進去。
跳進去之後，最要緊的是選擇——讓哪些場景進入主人公的意識中？意識流的好處是自由，壞處是容易飛散，飛散不好，觀眾就會打哈欠——這一點，戲劇著實和小說不同。彼得·布魯克早就警告過：“戲劇這種形式是多麼脆弱而難以維繫，因為這小小的生命火花得點燃舞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對劇作者來說，點燃火花的實驗室在其自心。在浩如煙海的魯迅著作和相關回憶錄中，我生平第一次以窺陰癖的嗅覺和冷血，搜尋他的痛苦、糾結、迷誤和軟肋，從中提煉我需要的火花。我要寫的不是“聖人”——“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不是大眾追捧的“凡人”——所謂最有人情味的“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師長”。不。我要寫的是一個複雜而本真的心靈。他的偉大和限度，創傷和呼告，我不想辜負。
魯迅的平生，有三大傷心——早年不幸的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與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鬧得不愉快。他的身後，則留下了一個謎團，這謎團他若地下有知，一定更其痛苦——《魯迅全集》是“文革”時期唯一公開出版的偉人全集（連革命導師們都只能出選集），一個被改造包裝出來的橫眉冷對、痛打落水狗的“棍子”形象，使傷痕纍纍的人們唯一想要對他做的，就是厭倦和逃離。時至今日，關於“為何魯迅能被權力話語利用”的問題，在中國學術界依然爭論不休。
我決定以我的方式，在劇作中觸及這一切。並非因為這些事件是魯迅人生中最有爭議、最賺眼球的內容，而是因為，它們最能顯現貫穿了他一生的精神邏輯。這個邏輯，既是魯迅精神複雜性的成因，也是作為戲劇主人公的他，精神戲劇性之所在。這個邏輯是什麼呢？
說來話長，歸結起來便是“愛與自由的悖論”。這裡的“愛”，不是愛情，而是犧牲之愛，舍我之愛，類似十字架上的耶穌之愛。不同的是：耶穌為彼岸的天國而犧牲，魯迅為地上的天國而舍我——他太愛那些無依的靈魂，放不下弱者的眼淚，他希望自己加入的戰鬥能帶給他們現世的安慰。因此，“眼淚”是這部劇作的核心詞。但先生的經驗和理性尚未認識到：凡以“地上天國”之名建造的，莫不是人間地獄；在這過程中，崇高的犧牲者托舉起來的不是眾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但他自由的天性卻已預感到這種危險，因此他最終的選擇是：左右開弓地獨自“橫站”。
從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魯迅一生都往來奔突于律令般的“愛”和天性的“自由”之間，以自我犧牲始，以逃離桎梏終——直到生命的盡頭。這個孤獨偉大的悲劇人物，他的悲劇性永遠屬於現在進行時，其烈度不因時代變遷而稍減。從他寂寥的背影中，我感到如果再不走近他，就永遠走不近他了。對他的負心已久，我只想以我的《魯迅》，稍稍減輕自己的虧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