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雪梨先驅晨報》日前刊文稱，節儉的中國人難改存錢舊習，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吝嗇的消費者之一。2010年，家庭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比例僅為35%，相比之下，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比例分別為71%和57%。中國人還更喜歡存錢，2010年中國家庭平均儲蓄率為38%，而美國和日本家庭僅分別為3.9%和2.8%。（7月9日新華網）
30多年來，得益於政府大規模投資和成為世界出口大國，中國一直享受著天文數字般的增長。但如今這種發展模式到了轉型的時候，提振消費不僅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保障，也成為能否實現轉型的基本衡量標準。歷史地看，“過度節儉”有傳統文化的因素使然，但從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審視，更多地存有制度原因。
與發達國家較低的儲蓄率和較高的消費率相比，一個對比更加令人深思：家庭收入僅佔中國GDP總量的50%，而美國的比例為80%。這意味著，政府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過高，“擠佔了”民眾的“份額”，形成“國富民窮”的倒挂格局。可以說，不是老百姓不喜歡花錢，而是不敢花——“消費”是建立在“收入”的基礎上，只有民眾的錢包鼓起來，消費市場才能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樣繁榮起來。
讓老百姓敢於花錢、樂於花錢，首先要增加工資性收入。具體來說，應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讓工資收入隨著GDP、CPI、財政收入等指標同步增長，避免在收入上陷入“政府坐火車，百姓坐牛車”的尷尬。同時，還應大幅提高工資性收入佔GDP比例。在這方面，我們可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錢袋子增肥，讓“吝嗇”的居民轉化成敢花錢的“消費者”。
政府應增加民生投入。據統計，我國教育、衛生等領域的民生投入，只佔GDP的6%，遠遠低於國際上28%的普遍水準。要改善這一狀況，就要轉變政府的財政視角，拿出更多的錢用於民生支出，使社會財富的分配更趨向於合理化。近幾年我國GDP、財政收入、稅收收入連年迅猛增長，增幅超過20%。而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幅不過在10%左右。這個比例之差，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亦應通過增加民生投入來彌補。
大力實施稅收減負。稅收增幅一騎絕塵，離居民收入越來越遠，這不僅是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事關公平的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對此，一方面要降低低收入群體與增加富裕群體的個稅稅負同時並舉，保證二次分配的公平正義；一方面降低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稅率，降低中小企業的稅負，對中低收入階層民眾實現價格普惠。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把目光從過於宏觀甚至粗略的投資、出口經濟上轉移過來，更加關注低處、細微處的民生經濟。掌控蛋糕分配權力的“無形的手”，不妨對老百姓多些偏愛，才能消除焦灼感。收入分配機制不僅需要高效，更加呼喚公平。（台灣網網友 古廣進）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