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基層幹部變成“手機奴僕”？
近日，一位基層幹部在微信中描述了其淪為“微信工作群奴”的狀態，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門要帶五部工作手機，裏面是各部門不同的工作系統要填報，所有手機24小時保持開機……（5月14日中國網）
基層幹部配多部手機，如今已是見慣不驚，有的地方還美其名曰“幹部工作機”，曾一度讓老百姓感到“羨慕”和“嫉妒”。而基層幹部對這一“福利”並不買單，甚至稱其為基層幹部的“坑”。本是“人民公僕”的基層幹部卻變成“手機奴僕”，不得不說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害死人。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進步，手機APP、QQ群、微信群等已成為“現代辦公工具”，既方便了基層幹部工作資訊傳輸，也增進了基層幹部與群眾之間的交流，極大地提高了基層幹部工作效率。但是任何事物都應有度，如果不加節制地氾濫，就會起到反作用。就拿基層幹部所配置的眾多手機來說，一個幹部不僅要“照料”五六部手機，在長期的基層工作中保證手機不遺失、維持其24小時不間斷運作、不搞混各手機的“娘家”。還要每天應付眾多手機的來電來信、落實工作要求。這已經成為基層幹部的工作負擔，把大量的時間和經歷用在手機上，這是為手機服務還是為群眾服務？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概念的引入，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數字化、網格化、智慧化管理軟體大量開發使用，黨建、民政、城管、綜治、應急、執法、網格、大數據等職能職責的“千根線”，就落到了基層幹部“一顆針”上，而各職能部門各自配置的專用手機、開發的“APP”軟體以及各條線上建立的不同層級的QQ群、微信群等，使基層幹部真正淪為了“手機奴僕”“微信群奴僕”。
此時或有人問，為何要為基層幹部配置如此多的手機？究其原因看。其一是暴露出在大數據背景之下，一些地方的數據資訊系統建設未能解決職能條塊分割的問題，部門之間的資訊尚未得到整合。比如在有的地方，其綜治、城管、黨建、民政、基層網格化管理等職能部門之間的資訊系統沒有對接，於是各部門各自建設資訊數據系統和開發管理的“APP”軟體，正因為系統缺乏相容性，各部門各條線就有不同的專用手機或“APP”。其二是形式主義之風如頑疾根深蒂固，有的地方和部門把建設數據系統成為時尚，花鉅資修建系統，開發軟體，大搞重復建設，還大言說成抓痕跡管理，加之缺乏科學的評估，結果是系統不僅不能為工作服務，反倒成為工作的包袱，基層幹部成為“手機奴僕”的最大“受害者”。其三是“手機APP”“微信群”成為官僚主義作風滲透的載體。在一些地方或部門，“手機APP”“微信群”成為領導幹部聽報告、下指示的工具，於是上班看手機，通過手機報告工作、期待領導在群裏的點讚，就成為基層幹部每日的必修課，導致基層幹部在“手機APP”“微信群”上的攀比風蔓延，本就一個常態的工作，通過“潤筆”處理，就成為了受點讚、獲誇獎的“工作創新”，在基層幹部中滋生了不嚴不實的作風土壤。
筆者認為，要改進基層幹部變“手機奴僕”的現象，讓基層幹部真正成為“人民公僕”，還需齊抓共管，多方著力。首先要提高利用大數據系統服務工作的認識，增強系統的資訊開放性和服務功能，避免系統重復建設，提升資訊資源整合力，達到建設一個系統，服務多個職能部門，搭建綜合服務平臺的目的。其次要繼續加大作風建設，洞悉“四風”問題的變異轉化，從思想上解決存在“手機奴僕”的根源問題。再次是狠抓擔當落實，加大工作調研，多到基層看實情，聽取基層幹部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克服了解工作靠手機、聽報告靠手機、工作安排靠手機等對手機的過分依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基層幹部從“手機奴僕”中解放出來，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為老百姓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多為他們辦實事、辦好事。（台灣網網友：隔山）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責任編輯：李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