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公示被視為“反腐利器”，廣東、江蘇等地的試點工作引起極大關注。但一項有5604人參與的網路線上調查顯示，90.81%網民對官員財產公示持不信任態度，理由是“灰色收入和轉移性財產誰會公示”。
一些官員灰色收入不可監控已成為百姓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主要擔憂。一些官員灰色收入會把還在局部試點的財產公示制度逼進死衚同嗎？
首先要明確哪些財產需要公示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在全球近100個國家和地區實行，自1987年首次在我國提出後，走過了25年的“醞釀期”，如今已在27個市縣推行過試點，珠海市橫琴新區、廣州市南沙新區、韶關市始興縣是3個“新成員”。
“官員公示的財產，應該是指‘家庭一切財產’。包括各種動產和不動產，有既定的存量，有動態的流量，有收入有支出。”曾參加11月30日中紀委座談會的著名反腐敗問題專家、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熀松向中國青年報列舉了一張更加詳細的公示清單：公示成員至少應“涵蓋”官員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公示財產的範圍，應包括但不限于房地產、公司股權、存款、現金、股票、基金、期貨倉位及保證金，珠寶、名牌手錶、名牌衣服、私人汽車、私人遊艇、私人飛機、黃金、白銀、名畫、高爾夫球員證、股東及一定金額以上的資產明細等。應申報或公示的收入，則既包括官員任職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也包括演講收入、課題收入、禮金收入等。
“在我國，要避免灰色財產‘漏網’，第一步就是法律必須明確規定官員的哪些財產需要公示。”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表示，“‘網’的範圍越明確，留給灰色財產的空間越小。”2012年12月，胡星斗曾聯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法工委要求制定“陽光財產法案”：任何單件價值在500元以上的物品和一切可以以金錢估價的100元以上財產性收入，都應被列在“網”內。
在各試點地方，“什麼財產需要公示”標準不一。
浙江慈溪公示的範圍包括本人擁有的住房、私家車，還包括配偶的工作單位、子女工作(求學)單位以及配偶、子女出國(境)求學、在國(境)外經商辦企業情況等。湖南瀏陽除官員工資外，還要求將各類獎金、津貼、補貼及福利費、從事諮詢、講學、寫作、審稿、書畫等工作的勞動收入、婚喪喜慶等其他收入進行說明。此外，官員個人財產情況(含配偶、未成年及共同生活父母、子女名下)一欄，則要求填寫住房情況(商品房、集資房、自建房)、商鋪、寫字樓、門面、私車情況等。在重慶江北區，擬提拔官員需要申報本人家庭成員及從業情況、房產、機動車輛、投資入股情況，配偶、子女私人在國(境)外經商辦企業和留學求學等14項內容，但其家庭成員及收入財產等情況不會公示，只作為“組織上掌握”。
不申報的財產就是非法
但法律把“應該公開的財產”規定得再細，也不能阻止財產被變相藏匿。胡星斗說：“官員即使公開了個人或家庭的財產，實踐中依然可能有很多財產是以他的其他親屬甚至好友的名義藏匿下來。”任建明也認為，若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在全國推行，有官員為了掩藏非法財產而把財產“易手”或“易地”，在中國這一人情社會“不會少見”。
中國青年報採訪的專家對此開出了幾個藥方。
“制度設計要保證一個官員‘有動力’如實申報財產，比如立法規定他所申報的財產就是他自己所承認的合法財產，而那些沒有申報的部分就是不合法的財產。其他財產一旦被發現，就可以進行沒收和懲處。”任建明說。
“監察部門要主動‘查漏’，比如定期或隨機地在全國抽取一批官員進行常規檢查。”他說，“此外，公開官員所申報的財產至關重要。公眾通過公開渠道獲得官員的財產狀況，知情者就可能提供一些該官員沒有如實申報的情況，部分被隱匿的財產就有更大幾率‘浮出水面’。”
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直言，目前的官員財產公示試點，多是“官員在紙上填完了，組織部門密封起來，就鎖到櫃子裏去了”。在不少專家眼中，“受理申報後不向社會公開”，是導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始終未能發揮較大作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對財產變現或“借囊藏物”，專家的一致藥方是：用全民財產登記制度，把官員藏在他處的財產“捉”出來。
“在國外建立廉潔體制，不僅僅是官員的財產進行申報，民眾的財產也要申報，只是不公開。”胡星斗介紹，這是一種必要的反腐配套措施，“如果官員的房子放在別人名下，那就要以別人的名義進行納稅，是可以查出來的。”任建明進一步提出，幫助官員隱匿財產的人，一旦查實也應受到法律處罰。“就要依法打擊、震懾這種不法行為，把口子收緊。”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曾撰文指出，全民財產登記制度是一種更廣泛的監督。“如果我們也這樣做，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大量匿名和非法財產提前變賣，以投資方式向境外轉移。但由於我國目前仍然實行一定的外匯管制，那些非法或者灰色財產收入大部分依然留在國內。二是大量非法的或用假名登記的房地產無人登記，這些‘無主財產’經過清查應收歸國家。這不是沒收私人財產，而是收回無主財產。目前揭發出許多地方幹部通過不正當手段擁有多套房產，可對此進行重新登記，如果在一定期限內放棄登記，即等於退還國家，可酌情不追究其法律責任。”
楊帆認為，這樣做等於在一定時間內給一些貪腐分子“重新選擇”的機會，如果多佔者本人不登記“認領”，法律也不再追究，避免引發社會的過度震蕩。
此外，胡星斗認為，官員財產的確是一種公共資訊，但不意味著其“一概不需要保護”。他建議對官員財產資訊做“分級保護”：“普通公職人員的收入與財產資訊，僅在接受申報機構範圍內公開，非經書面請求不向普通國民披露；副科長、鄉鎮副鄉長、鎮長、鄉鎮黨委副書記以上公職人員的收入和家庭財產資訊，公民可以憑本人身份證明，在各廉政機關設在舉報接待場所的電腦上自由查閱。”任建明也贊同這種分級監督的辦法。“級別低的官員容易受到隱私暴露的影響，需要儘量保護其隱私。這樣做還可以節省成本，提高效率。”
“若全國上千萬公務員都向社會公開財產，面太寬，我們老百姓看得眼花繚亂，監督效果未必好。”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竹立家也表示，考慮到基層的、處級以下的官員通常不掌握太多決策權，因此有選擇、有重點地推動一定級別以上官員的財產“全透明”，不失為一條現實主義的路徑。
在增量中改革
由於看到了“一下子全面推開財產公示制的不可行”，任建明提出一個折中方案：率先在新公務員隊伍中建立財產收入公示制度，“在增量中改革”。
在試點的27個市、縣中，江蘇淮安、重慶江北區和黔江區已經在探索阻力最小的路子。它們的答案是：在“擬提拔官員”中率先推行財產公示。比如江蘇淮安規定，必須進行財產公示的官員僅包括“市委擬提拔擔任正、副縣(處)級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的幹部；市直單位黨組(黨委)擬提拔擔任正、副科級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的幹部；各縣(區)委等擬提拔擔任正、副鄉(科)級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的幹部”。重慶江北區規定，該區“擬提拔擔任正科級及以上級別的”領導幹部，將填寫《幹部選拔任用廉政申報表》和《廉政申報承諾書》。重慶黔江區則將財產公示的輻射人群限定為“新提任的副處級以上幹部”。
但劉熀松卻認為：“要求‘新提拔幹部’率先公示其財產收入阻力依然很大。原因在於哪個官員認為自己不是‘新提拔幹部’的候選人呢？如果每個人都不願意，官員又到哪去選拔呢？有沒有一大群清廉的後備官員隊伍呢？”劉熀松的建議是：“暫時不動‘存量’，從新公務員開始，逐步把‘存量’規範起來。”
“從現在開始，每年招考進入公務員系統的辦事員、科員，都應承諾公示財產。因為這批人手裏的錢較少，沒什麼包袱。”這應該成為一個新人“入官”的前提條件。
“很多人認為基層公務員不掌握權力，也不怎麼貪。但我覺得一開始就要讓他們有這個意識：‘怕公開財產就不要當公務員。’”劉熀松說，通過建立這些制度，三五年後，整個公務員隊伍裏的清廉比例會上升，然後，每隔幾年，在滿一定年限的公務員中推廣一次。10年緩衝期後，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會被納入財產公示“網”中。
“‘在增量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揪出貪官——雖然它確實有這個作用，但更多是為了保證將來公務員隊伍的清廉，在於從制度上建立一個長效機制，確保將來的貪腐行為不再發生，不再這麼嚴重。”他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先在新的公務員隊伍裏建立財產公示制較切實際，但老的公務員不是就沒事了。因為除了這個制度外，還有一系列的反腐手段已經在那裏，比如紀檢監察，比如網路反腐，發現了一樣依法查處。既有機制照常可以發揮作用，這些並不矛盾。”劉熀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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