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抓住機遇，結束徘徊前進的發展局面
1991年是“八五”計劃實施的第一年。這一年，宣佈治理整頓結束，改革也有新的進展，國民經濟增長幅度也有較大幅度的回升，但是，總的經濟形勢卻不能令人滿意。
在制定1991年年度計劃時，根據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5%、結構調整緩慢、經濟迴圈不暢、國有企業效益下降（全年預算內國營工業企業實現利稅比上年下降18.5%，企業虧損額增加一倍多）、財政困難加劇（收入增長緩慢，而支出增長較多，收支差額比計劃有所擴大）的情況，1991年的計劃也是偏于保守的：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4.5%，其中農業總產值增長3.5%，工業總產值增長6%。
但是，1991年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卻超過了原定計劃。1991年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7%，其中農業為3%，工業為14.2%，第三產業為5.3%，鐵路貨運量為3.3%，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為10.1%李鵬：《政府工作報告》（1992年3月20日）；鄒家華：《關於199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1992年計劃草案的報告》（1992年3月21日）；《中國經濟年鑒（1992）》，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年。。後來《中國統計年鑒（1995）》公佈的修正數字則如下：國民生產總值為8.2%，其中第一產業為2.4%，工業為13.8%，第三產業為5.5%。與此同時，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則進展出乎意料地好，當年進出口貨物總額135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7.5%；全年新簽訂利用外資協議金額17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7.6%，實際利用外資金額11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6%；全年旅遊外匯收入28.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8.3%。
上述情況說明，第一，原訂計劃對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勢頭估計偏于保守，對國際環境的估計也過於嚴重，國民經濟和對外開放已經出現較快回升，尤其是1991年第四季度，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時機，重新考慮加快發展的問題。第二，國民經濟遇到的困難說明，還必須加大改革的力度，加速國營企業改革，調動各种經濟成分的積極性，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改掉計劃經濟的弊病。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非常擔心中國喪失快速發展的時機，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他還進一步論述了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麼平平靜靜、穩穩噹噹。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鄧小平還根據國內外的經驗指出：“從我們自己這些年的經驗來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是能夠辦得到的。”“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後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377頁。)
鄧小平的上述談話，立即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並很快得到落實。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指出：“當前國際競爭的實質是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較量。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都在加快發展。如果我國經濟發展慢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都會遇到極大困難。所以，我國經濟能不能加快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十四大報告提出：“90年代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原定為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6%，現在從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情況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據初步測算，增長8%至9%是可能的，我們應該向這個目標前進。在提高品質、優化結構、增進效益的基礎上努力實現這樣的發展速度，到本世紀末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要求。”1993年3月，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根據十四大精神，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八五”計劃若干指標的建議》，將“八五”期間國民經濟平均增長速度，由原計劃的6%調整為8%至9%。而實踐的結果，上述新指標仍然被超過了，國民經濟總產值年均增長達到12%，而且“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間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長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