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辛亥革命大事錄》內頁。
“辛亥革命”如今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詞，一般理解為“1911年爆發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圍繞辛亥革命，中國現當代還出現了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辛亥革命紀念，從民國始迄於今，未嘗稍斬。
“辛亥革命”一詞從誕生之日起，其含義就不斷演變。而辛亥革命紀念之中該詞的運用最為密集，各方對其表達尤為充分，遂為研究者提供了絕佳的視角來探討其詞義的流變及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辛亥革命”一詞的誕生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于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余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見右上圖），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余生為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整合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西曆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曆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彙，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佈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彙，以迄於今。
民國時期，各政治派別對辛亥革命的紀念與解讀
民國時期，辛亥革命不僅是剛過去的歷史，而且是民國立國不可缺少的歷程，因而對辛亥革命的解說，就不僅僅是學術意義上的探討，也是影響到各政治力量的現實地位的政治宣言了。歷史上關於辛亥革命的紀念與解讀，不同時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別可謂眾說紛紜。在今天看來，這些論說不但豐富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透視出民國時期思想文化變遷的軌跡，也展示了民國年間政治力量消長的歷史圖景。
1.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認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質
民國初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這場革命多有論述和解讀。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會與西北協進會上發表演說，指出“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確認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質。
革命的進程，誠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黨員熊秉坤開槍發難，清朝協統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軍于武昌之日也。隨而馮國璋焚燒漢口，隨而袁世凱病起彰德……無如黨人遍佈國中，響應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於是而南北和議開，於是而非袁莫屬之論起，時予方在倫敦從事于外交問題之解決，正當著手舉世同情，乃屢促共和國體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時要求友邦之承認，乃遷延兩月，頭緒全無，加以遠聞國人，尚有主張清帝之君憲者，予深恐革命大功虧于一簣，故不得不捨外交之良機，而賓士回國……於是草創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國體乃定焉。”這既是孫中山的個人經歷，實際上也勾畫出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歷史脈絡，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內容。同時也褒揚了革命黨人肇建民國的歷史功勳。
在這篇發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紀念文章中，孫中山還鋻於當時時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國，竟成亡國士大夫之天下也”。儘管“革命軍起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革命尚未成功這一論斷，以後得到了中國國民黨的進一步發揮和解說。
2.北洋係在辛亥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
民初執政北京的北洋係，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曖昧其詞，語焉不詳。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內務部舉辦追祭禮，國務總理趙秉鈞代表袁世凱恭讀祭文，只以“時會既開，國風丕變，帝制告終，民豪聿見”數語，表現民國肇建過程，肯定諸位烈士終結帝制之功，對民族革命幾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他在長達萬餘字的《蒞任宣言書》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數語，只說“武昌事起，為時勢所迫，身當其衝”，簡筆勾勒了自己從武昌起義出山到上位臨時大總統的歷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題。
實際上北洋係在辛亥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1912年由孫中山、黃興等發起在北京舉辦革命紀念會，會期將屆，接內務部通知，更名為共和紀念會。1913年底北洋係將領段祺瑞督鄂，對武昌起義門、聚義門之名頗為反感，認為“以二城門為標榜，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下令恢復其原名中和門、通湘門。
這種貌似怪異的表現，其實有其合理解釋。首先這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係經歷有關。對於袁世凱的北洋係而言，武昌首義後，北洋六鎮即擔負起撲滅南方革命烈火的責任，在山陜、長江沿線與民軍反覆廝殺。在北洋係的經歷中，恰恰是他們的力戰，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詔書上分明寫著“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其次，高舉“共和”大旗，也是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民元4月以後，袁世凱為首的北洋係居於執政地位，民國初建，政府的亟務是統一和穩定，“五族共和”已成國策，紀念中過分強調革命，顯然不合時宜，不利於國內各族敦睦，穩固國基共建民國。無可否認，北洋政府要員原在清政府任職，辛亥之役中，一段時間曾效忠清朝，與革命軍進行過正面的軍事對抗，紀念之中宣傳革命之功，無異於授人以柄，其執政地位尤顯尷尬。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揚“共和”，不願也不能宣揚辛亥紀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齣‘痛飲黃龍’”
1919年，尚未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係……然而我們卻有一層覺悟，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在批評辛亥革命未能聯繫廣大民眾之外，毛澤東說明瞭辛亥革命是由留學生、哥老會、士兵等群體發動參加的，還是取得了“倒去”“聖文神武的皇帝”，開始“建設”“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較為簡練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組織、發動的歷程及其政治成果。
為說明民眾聯合的必要性，毛澤東還以辛亥革命為例，“溯源吾國民眾的聯合，應推清末咨議局的設立，和革命黨——同盟會——的組成。有咨議局乃有各省咨議局聯盟請願早開國會的一舉。有革命黨乃有號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舉。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齣‘痛飲黃龍’”。這段話肯定了革命黨和咨議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黨與咨議局分途並進，共同推動了辛亥革命，這種認識並非毛澤東獨創。早在民元，梁啟超就有類似的說法。1912年10月，自戊戌變法後即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應邀回京，受各方邀請發表演說，在題為《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演說中，他回憶“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儼然為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為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于其失敗，不屑復為救正，惟從事于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為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 “現在之國勢政局，為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溫和派當然是咨議局立憲派了。
到1921年，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演講中，繼續談辛亥革命是由兩條路徑進行的觀點，“一面是同盟會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為；一面是各省咨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願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群眾運動。這樣子鬧了好幾年，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產，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機會湊巧，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合運動。武昌一聲炮響，各省咨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佔鋪產的掌櫃，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托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
與民初相比，梁也有觀點的漸變。他繼續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最後清朝被推翻“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10年前，梁氏猶且極力反對革命，於今 “革命黨”大而化之，囊括了“立憲派的人”了。而且據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分別落在了同盟會和立憲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
隨著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性質的定位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不同程度的發揮。1927年《上海民眾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于種族革命之外，復為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於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之中加入了反帝內涵，這是對辛亥革命性質的一種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與抗戰建國》中，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讚揚辛亥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舉”。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念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三民主義為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從此意義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可以自圓其說了。
20年代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對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時代特點的解讀
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佈的告民眾書中說，“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看見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在於國民黨沒有民眾的基礎，而只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沒有發動群眾。
抗戰之際，面對共同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敵統一戰線成愛國國人關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孫先生聯合了當時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成了同盟會，並聯絡會黨，聯合當時咨議局立憲派中革命分子，於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中國統一戰線之最初形式”。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合，促成革命成功，給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對辛亥革命的社會性質、地位以及成敗做了述評。1945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對於辛亥革命的成敗做了進一步解說。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的論斷，中國共產黨是從反帝反封建角度來探討的，這和中國國民黨從是否實現三民主義任務的角度探討，是不相同的。毛澤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地位和成敗的論斷，後逐漸成為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作者單位：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