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戈縣原名江龍宗，純牧區，海拔4700米，1959年3月平叛改革之前，屬原西藏地方政府管轄。
昔日荒涼的班戈縣，現已煥發出勃勃生機，人民群眾生活水準日益提高，並出現了許多牧民經濟合作組織。圖為班戈縣加瓊鎮的牧民經濟合作組織中的紡織能手正在辛勤勞作。謝偉 攝
1959年6月5日，中共西藏工委任命薛香松同志為江龍縣委書記兼軍事代表，任命李堅措同志（土族）為江龍縣副縣長兼軍事副代表。1959年7月25日，中共西藏工委決定，把原來屬於班禪行轅管轄的新結爾部落、多巴部落和貴族夏扎管轄的夏扎部落劃歸江龍縣管轄，並決定將江龍縣改名為班戈縣。
因為夏扎部落和新結爾部落、多巴部落已劃歸江龍縣管轄，已經改變了原來江龍宗的地域，需要起一個新的名字。班戈湖又在江龍縣地域裏，江龍縣就改名為班戈縣了。
1959年夏季，中共那曲分工委（1959年平叛改革時，西藏工委把中共黑河分工委改為中共那曲分工委。那曲是藏語，即黑河之意）根據中共西藏工委的指示，組建班戈縣委，任命薛香松同志為縣委書記，李堅措和我為縣委委員。這就算縣委組成。薛香松同志帶領我們十幾個漢藏幹部，前往班戈湖。當初我們就住在硼砂廠的一個帳篷裏。同時向群眾了解原江龍宗的社會情況，為下一步工作作些準備。
根據群眾反映，在原江龍宗政府的地方有一棟房子。經大家商量，一致同意搬到原江龍宗政府的房子去住。硼砂廠給我們派了一輛大卡車，大家把行李裝上車，由一個群眾做嚮導向原江龍宗政府所在地進發。從哪走呢？沒有道路。在嚮導的引導下走了半天才到達目的地。
這裡沒有商店，沒有飯館，也沒有居民、學校，聽不到孩子們瑯瑯的讀書聲，更沒有熱鬧的街道，只有一棟孤零零的藏式平房。大小房間有10多間，中間有一個小院子，哪像一個縣政府的所在地。房子三面都是草地，群眾還放著牛羊。房子後面有一條小溪。這條小溪就是我們後來的飲水之源。
同志們下車以後首先把房子裏外的衛生搞了一下，然後我根據男女的多少和夫妻的情況把房子分配了一下，大家就把行李搬到房間裏去了，這棟房子雖然破爛一些，但還是可以住人的。就是這種房子，同志們還住不下，我們有的同志還得在外邊搭帳篷。沒有床舖就打地鋪或用牛糞末子裝在麻袋裏填個鋪位，沒有桌凳就席地而坐，大腿就成了桌子。當時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同志們還是有了到家的感覺。因為這棟房子象徵著中國共產黨班戈縣委和班戈縣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它成了班戈縣的象徵，到了這裡就是到了班戈縣。我們將要從這裡繪製班戈縣的藍圖，為這個縣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做出貢獻。
中共班戈縣委就在這棟房子裏宣告成立了，它標誌著這裡有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牧民群眾有了幸福生活的希望。
生活條件雖然很艱苦，但我們的漢藏幹部都沒有怨言，相互勉勵、相互幫助，關係相當融洽。沒有炊事員，大家就自己動手幹，沒有燃料，就自己揀牛糞或找老百姓買牛糞，沒有人提出不願幹下去的想法，遇到困難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
為了解決同志們對當時生活用品的急需，我們和班戈湖硼砂廠的領導商量，請硼砂廠的貿易公司派一個銷售點，以解決同志們的生活困難。這一銷售點就成了班戈縣國營貿易公司後來發展的基礎。
住下來後，我和薛香松同志、李堅措同志分頭帶著漢藏幹部下鄉，調查了解各部落的情況，我去了夏扎部落。在夏扎部落我們住在一個叫德保吉的地方。這個地方有一間老百姓唸經的房子。同志們住下後先後找群眾了解當地的社會情況、人口居住情況和畜牧業生產情況。這裡離拉薩和那曲比較遠，以前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做到這裡，所以，牧民群眾對我們的到來還心存疑慮，不敢接近我們。我們開始工作都得從宣傳黨的政策開始，然後才能逐步開展其他工作。
薛香松同志和李堅措同志下鄉去了新結爾等部落作社會調查。下鄉的時候各自都帶上吃飯的一套東西，米、面、鍋、勺等，每到一個地方，都是自己搭帳篷，壘鍋灶，買牛糞，自己動手解決吃飽肚子的問題。有時遇到濕牛糞點燃以後直冒煙不起火，熏得做飯的同志兩眼直流淚。班戈縣的工作就是這樣開始起步的。
到了1959年年底，隨著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入開展，內地的援藏幹部大批進藏，參加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一些同志也到了班戈縣，縣委班子也隨著擴大。從青海來的官保同志（藏族）任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從安徽調來的王傑、王萬茂、戴維明任縣委委員。當時因縣上的工作剛剛開始起步，沒有設置行政機構，縣委委員只是分了一下工作，分頭負責處理各方面的工作。王傑同志負責分管人事、民政工作，王萬茂同志分管財經方面的工作，戴維明同志分管治安方面的工作，我分管辦公室和統戰工作。其餘的漢藏幹部和十一師派來的幹部戰士沒有分具體工作。遇到下鄉時臨時組合。當時那曲分工委為了及時聯繫工作，還給我縣派機要員和報務員各一名。為了開展群眾工作還派了兩名獸防人員和一名醫生。當時幹部和戰士加起來也就是三十來人。
在縣委駐地不遠處居住著幾戶牧民，他們雖然是以牧業為生，但牛羊不多，生活十分困難。對我們的到來開始有點驚慌，經過宣傳教育，情緒較為好轉。他們居住的地方叫“普保”。普保是藏語，它是什麼意思當時我也沒有問，只是根據藏語的諧音用了這兩個漢字記著它。
民主改革之前，這裡沒有鄉、村設置，只有部落劃分。後來在民主改革建立政權時，在這個地方工作的同志就普保這個地方的鄉名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按內地的習慣，鄉政府設在什麼地方，就以該地方的名字冠以鄉名，你們既然決定這個鄉的鄉政府設在普保，那就叫“普保鄉”。後來經過在那裏工作的同志們討論，他們接納了我的建議，並經縣委同意，普保鄉的鄉名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當時，以鄉政府所在地的地名確定的鄉名還有好幾個，如原夏扎部落的鄉名就是這樣確定為德保吉鄉的。
我們到班戈縣以前，對這裡的社會情況不了解，沒有現成的資料供我們參考。西藏全區的主要工作是發動群眾平叛改革。我們縣也不例外。但對全縣的社會情況一概不了解，幾個部落多少人口、各部落分佈的情況、牲畜的存欄情況和生產情況全然不曉。為了儘快了解和熟悉全縣的社會情況，為建立政權、開展工作、準備條件，縣委研究決定派工作組下鄉宣傳黨的平叛改革政策，調查了解各部落的社會情況，號召群眾搞好牧業生產。當時，縣上的人員很少，幹部只有13人。為了開展工作，組織上從十一師調來了六名幹部和幾名戰士。經過幾個月的社會調查，對全縣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牧區不像農區，牲畜在牧區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牧區人們的生活資料，一旦遭到破壞，短期內很難恢復。經過工作組的政策宣傳，穩定了群眾情緒，防止了大批宰殺牲畜的情況發生。
雖然西藏地方政府已被中央政府宣佈解散，中共班戈縣委也成立了，但政權在鄉村並未建立起來，原來的部落頭人卻亦然在管理著那裏的事情，我們到部落去仍然要找他們協助工作。因為牧民居住分散，對我們黨在牧區的政策還不了解，思想上對我們存在疑慮。由於牧民居住的都比較分散，做起工作來要跑很遠的路。有時去了一處只有一兩戶人家。所以工作起來遇到的困難比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難更大。
1959年12月13日，中共西藏工委在拉薩召開全區第一次牧區工作會議，研究黨在牧區民主改革的方針、政策問題。縣委決定薛香松同志和我參加。會議明確提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期間內，黨在牧區的方針是：除沒收叛亂領主和叛亂牧主的牲畜分給原放牧者及貧苦牧民所有外，對整個牧區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不予變更，並實行不鬥爭、不分配牲畜和牧區不劃分階級的政策。”“當前在牧區的主要任務是開展‘三反兩利’（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兩利政策），建立人民政權，妥善安排牧民的生產和生活，已達到全面地發展畜牧業經濟的目的。”
會議于1960年1月4日結束。那曲分工委副書記旅克棟在會後召開了那曲地區各縣的縣委書記會議，研究如何貫徹會議精神。我們回到縣裏後，向全體人員傳達了牧區工作會議精神，大家都覺得心裏亮堂了，工作有了明確的目的。
1960年5、6月份，全縣的天氣變暖，縣委決定在全縣開展平叛改革的群眾運動，全面宣傳牧區會議精神。縣委成員分成幾個小組下部落。在新結爾部落工作的高振宏同志和索秋同志根據群眾反映，德慶部落有發生叛亂的苗頭。他們為了防止再次發生叛亂，立即帶領當地的積極分子去抓疑犯。由於敵人早有防備，在抓捕疑犯的過程中，疑犯的幫兇對他們動手了，經過一番搏鬥後，終因寡不敵眾，兩人被敵人殺害，他們的頭被敵人砍了下來，索秋同志還被殘忍的剖腹。高振宏同志是陜西臨潼人，十一師的一名排長，他到班戈縣以後，愛上了藏族女幹部索秋，戀愛不久就結了婚。結婚是在一個用草皮堆起來的房子裏進行的，他們是班戈建縣以來藏漢男女結婚的第一對夫妻。索秋同志是那曲縣人，是從西藏公學學習後回西藏參加民主改革的青年學生。他們被殺害的事件震驚了縣委工作組和留在家裏的同志。
薛香松書記和副縣長李堅措同志帶領的新結爾工作組根據群眾的反映，了解到在德慶部落和亞巴部落有再次發生叛亂的跡象。工作組決定派李堅措副縣長帶領連長羅運洪、指導員余文輝（均係十一師）、藏族幹部江白和當地幾個積極分子前往亞巴部落抓捕罪犯，同時還要去德慶部落抓捕罪犯。以白瑪為首的叛亂分子早已策劃好了殺害工作組的陰謀，7月25日他們以群眾請願的形式，利用工作組召開群眾大會宣佈他們罪行的機會殺害工作組。由於群眾還不了解我們，敵人活動情況還不敢真實地向我們告知，所以我們的同志不知道敵人的陰謀計劃。結果在群眾大會上，敵人動手了，我們的同志立即予以還擊，並擊傷了多名叛匪，經過一陣槍戰，李堅措、羅運洪、余文輝、江白和一名積極分子被殺害。敵人的陰謀得逞後，匪首佔堆白瑪煽動40戶牧民（80多人）公開叛亂。敵人殺害我幹部的手段極其殘忍，有的烈士被割了耳朵，有的烈士被挖了眼睛……烈士們的遺體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他們的遺體被運回來以後，在家的同志們無不痛哭流涕，痛恨敵人的殘暴。
這些犧牲的烈士都是我們的好同志、好戰友，他們為班戈縣老百姓的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獻出了自己年輕的寶貴生命。他們是班戈縣的烈士，我們永遠懷念他們。
中共西藏工委獲悉班戈縣連續發生叛亂的事件後，非常重視，指示那曲分工委“請那曲分工委一名書記挂帥，組織專門力量到該工作隊地點，從全面檢查工作入手，深入地發動群眾，狠狠打擊敵人，千方百計追捕逃犯。”那曲分工委按照西藏工委的指示，立即派副書記旅克棟帶領工作隊前往班戈縣調查。
發動兩次叛亂、殺害我幹部的犯罪分子，在平息叛亂中被我軍抓捕，受到了國家法律的懲處，為烈士報了仇，為廣大民眾除了害。
為了防止某些頭人參與叛亂，我們在縣上舉辦了有40多名部落頭人參加的集訓隊，宣傳黨的政策，解除他們的疑慮，認清形勢，與叛亂劃清界限。同時，縣裏還關押著20多名犯罪嫌疑人。當時縣委在家的人員很少，只留下一名會計、一名機要員、一名報務員、一名炊事員、我和我愛人沈淑靜，氣氛特別緊張，每天晚上睡覺以前都要把院內的棍棒、石塊收拾乾淨，以防萬一。沈淑靜給犯罪嫌疑人看病也得帶上小手槍。晚上還要輪流站崗放哨。因此，那曲分工委電示我們去那曲領取槍支彈藥，居然都派不出人員，最後只好派沈淑靜去，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班戈縣從1959年夏季到1960年的9月，連續發生新叛亂8起，再叛9起，兇殺案6起，參加武裝叛亂的叛匪207人。但同志們在縣委的領導下，懷著對烈士們的思念，勤勤懇懇、積極努力工作，生活條件再苦，工作條件再難，沒有一個同志叫苦叫累，都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和才華。黨在牧區的方針政策初步得到宣傳，黨的“三反兩利”工作開始貫徹執行，牧民群眾開始向我們靠攏，對班戈縣全縣的社會情況和牧業生產情況初步有了了解，但這一年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和深刻的教訓，對黨的平息叛亂、穩定社會的方針有了新的認識。
昔日的艱難，為班戈縣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勤奮工作，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換來了班戈縣今日的繁榮富強和群眾的幸福生活。（作者係西藏民族學院原副院長，十八軍西北獨立支隊進藏人員 高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