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十問”之七：是誰給西藏人民套上了思想的枷鎖？
眾所週知，在廢除封建農奴制的過程中，歐洲曾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和政治大革命等四場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不可勝數的農奴起義。在舊西藏，實行的是比中世紀歐洲更加黑暗、更加反動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為什麼直到民主改革前，在西藏地方，一直沒有產生類似歐洲的思想解放運動，甚至大規模的農奴反抗也不多見？
有研究者認為，是西藏地區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其相對封閉的社會形態。誠然，這是一個因素，但並非決定性的因素。問題的關鍵正如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所一語道破的：“為了理解20世紀的西藏曆史，就有必要明瞭西藏在很多基本方面仍然是一個前現代的神權政體，而並非由於任何非同尋常的與世隔絕。”在他看來，“在西藏試圖適應20世紀的迅猛變化之際，由於將現代化等同於世俗化及西藏獨特恢弘的大眾僧侶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舊西藏，高度的政教合一統治，使“三大領主”得以借神佛的名義對農奴發號施令，要求他們安於現狀，接受農奴主的剝削和壓迫。舊西藏政教合一統治不僅剝奪了勞動人民的物質財富，同時通過操控宗教信仰，扼殺人們思想的權利。
“你下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有什麼關係嗎？達賴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裏當大喇嘛。”由於歷史文化等原因，西藏很多百姓相信來生轉世說，而統治階級正利用了這一點，通過宣揚宿命論和輪迴業報思想，在精神上麻醉百姓，使他們沉溺于宗教，甘心遭受壓迫，喪失反抗勇氣和鬥志。如果百姓不聽其擺布，統治者就以世世代代不得轉世，永遠也不能過上好日子相要挾，實施精神暴力。
同時，舊西藏對民眾宗教信仰，也是帶有強制性的。比如，舊西藏法典中就明確地規定，不信奉佛法就會遭到懲罰，一個人既不能改信其他教派，更不能夠改信其他宗教。民眾對自己的信仰毫無選擇權。
在某種程度上說，利用宗教信仰實現思想鉗制對於維護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統治的作用，更甚於世俗的行政統治。
對於這一點，身處事外的人看得更加清楚。當年，英國《每日郵報》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就在他《拉薩真面目》一書中寫道，那些寺廟中的供奉不過是“喇嘛實行恐怖主義的所有騙人器具”，是“整個僧侶政治的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喇嘛採用了精神恐怖手段以維持他們的影響和將政權繼續控制在他們手中。”
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西藏人民才開始接觸到外部世界，呼吸到自由的新鮮空氣。廣大農奴逐漸意識到，自身所遭受的不幸，不是宿命，而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造成的。推翻這一制度，成為人民的強烈訴求。
由此可見，50年前，發生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是一次真正的人權的勝利。（記者 邢宇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