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速下行時，隱藏的潛在矛盾或問題往往會逐漸浮出水面。浙江“擔保圈危機”正愈演愈烈，從去年溫州部分民營老闆跑路，到本次“擔保圈危機”爆發，導火索均指向一個問題——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借貸以及非法集資等行為埋下的隱患。

　　儘管，從企業角度看，問題來自於“銀行催貸、抽貸”，但實際上，這並非“危機”發生的全部，只是加重危機的一個因素而已。可以說，這場“擔保圈危機”的風險尚在暴露過程中，對金融機構來說，意味著一場考驗才剛剛開始。一方面，本次“危機”暴露了銀行在放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審核不嚴、風險把控有漏洞等，拷問著銀行追求放貸規模的經營模式，這無疑對當前正處於轉型過程中的中國銀行業，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同時也暴露出非法集資、高利貸等領域風險已向銀行體系傳遞。從未來看，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從企業融資機制改革入手，拓寬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方式，進一步規範民間借貸，防範金融風險發生。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造就了鉅額社會財富和資本積累。然而，中國的實體經濟卻因為得不到資本的輸血而頻現危機，溫州企業老闆“跑路潮”、高利貸頻現等一系列民間借貸事件，拷問著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

　　我國目前的金融體制還處於比較封閉、政府壟斷管制的階段，這種金融體制已嚴重影響到資本配置、資源配置、貨幣的正常流動等各個方面，並積聚了巨大金融風險。銀行機構高存貸率對資金的鉗制，對中國資金的定價產生了誤導，導致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明顯過高，高利貸頻現，導致了實業空心化，資產泡沫化。這種金融體制嚴重制約了市場經濟改革的步伐，阻礙了實業經濟的發展。

　　中國金融領域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解除中國金融抑制最關鍵的不是價格因素，而是數量上的因素。應在老百姓的儲蓄和企業的貸款之間架起橋梁，而不是製造鴻溝。首先是打破商業銀行的壟斷，開放民間融資渠道，然後讓民間資本可以入股商業銀行，也能可以進入信託、融資租賃、成立信貸公司等等，讓其他們可以繞過商業銀行把資金和供求打開。同時，央行將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至市場化水準，把閒置的資源從央行的賬戶上釋放出去。

　　此外，房價的巨大泡沫浪費了中國大量財力和資源。物價上漲皆由房價上漲引起，抽空了實體的資金，掏走了人民的儲蓄，使企業運營成本上升。

　　為促進公平和穩定，政府調控不能松，應該乘勝追擊，採取更有效的房產稅政策，讓空置的房產交重稅，儘快讓房價降下來。房價下降一半以上，才有新的購買者入市，房地產僵局才能打破；房地產從業者才能徹底理性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去暴利化趨勢；社會資金才能逐步轉向實業；才能彌合被房價撕裂的社會；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經濟轉型。

　　股市改革與經濟轉型也需並進，以服務實體經濟。股市應該在經濟轉型大背景下進行改革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隨著經濟增長逐步穩定下來，市場會逐漸改善這種預期，到時股市自然會慢慢企穩走好。

　　中國股市正在從原來非市場化的扭曲狀態快速向市場化接軌，在任何改革和與市場化接軌的過程中都會付出代價。目前市場的整體估值水準已處於歷史低位，之所以“跌跌不休”，並不是完全因為股市的資金供求關係不平衡造成的，更深層次原因是市場參與者對經濟轉型期不確定性的擔憂。目前，拯救中國經濟是一個比較艱難的過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一個大的調整方向，在此背景之下，經濟增速放緩已是一個客觀現實，股市也會隨著經濟增長的預期調整，從中尋找均衡點。

　　21年來，中國證券證劵市場投資者為上市企業提了10萬億以上的資金，但回報卻是血本無歸，這個市股市場不僅成了“圈錢市”，還成了“強盜市”。要矯正上市公司的投機圈錢行為，改革目前的證券市場制度，只有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才能實現企業良性發展和競爭，才能用豐富資源支撐民族產業的發展，促進中國經濟品質的飛躍；只有股市轉型成為投資市，才能培育出有核心競爭力的上市公司，只有中國各行業的上市公司都能培養出國際上的大品牌,中國經濟才能突破發展瓶頸。

　　如果說，生產能力驚人增長的製造業成就了中國經濟大國地位，則未來中國要推動產業創新升級，除具有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外，更應該有一個高效配置資源的金融市場。未來，中國要在市場和政府之間尋找一種均衡，這種均衡既要利於發揮金融市場的活力，又要利於維護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這需要我們對全局有著清晰的把握，更需要有金融改革和創新的勇氣與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