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視野來看，政策退出和復蘇管理正在成為全球的共同課題和宏觀經濟政策的主旋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對記者如是說。2009年，中國通過實施超常規政策率先走出危機，同時也對全球經濟復蘇發揮了重大的帶動作用，“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開啟新一輪上升週期，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與轉換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的重點正由危機應對全面進入復蘇管理，也可以說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進入了後危機時代。”
巴曙松認為，在後危機時代大背景下，經濟復蘇態勢已基本確立，宏觀經濟的走向乃是“復蘇管理”，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通過“調結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以鞏固經濟復蘇基礎，並實現可持續增長。
財政貨幣政策嘗試“再平衡”
那麼，面對政策的諸多“兩難”，政府將如何實現“復蘇管理”，既穩固經濟復蘇的基礎，又避免經濟短期內過度波動，從而避免“二次探底”？對此，巴曙松認為，其中的關鍵點就在於，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必然會實現“再平衡”，即由政府主導的經濟復蘇順利轉化為市場主導的可持續復蘇。為此，政府必須要做到財政支出和貨幣政策兩個“再平衡”，這兩大平衡正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努力的方向，也是未來政策走向的索引。
巴曙松指出，從財政支出“再平衡”的角度來看，政府投資可能會把握城市化主題，使之成為可持續復蘇的重要線索，也使實現財政政策“再平衡”，推動實現消費增長、促進區域結構平衡成為可能。
基於此，巴曙松認為，在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結構當中，一方面，居民消費在GDP中的份額將擴大，從而逐步實現消費主導型增長，並以此促進內需結構的“再平衡”；另一方面，促進不同區域的增長格局更為均衡——這一點，在中央日前再度將“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上議事日程並展開大規模的討論動員中已得到印證。
巴曙松指出，從貨幣政策“再平衡”的角度來看，2009年中國危機應對貨幣政策的定調是“適度寬鬆”，實際上信貸投放是“真正寬鬆”。因此更為準確地說，是信貸投放對提供流動性和穩定市場預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貨幣政策退出的本質，是由超常規的大規模信貸投放轉向正常狀態下均衡的信貸投放。”
刺激政策退出轉向“正常化”
巴曙松指出，中國2009年超常規刺激政策其實主要表現在三個環節：信貸投放、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和房地產領域，因而退出也基本從這幾個環節著手。“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可從這幾方面把握宏觀經濟調整的方向：首先，信貸投放正常化將是主線；其次，房地產退出的格局基本明朗；再次是規範地方投融資平臺。”
其中，信貸正常化也是當前市場關注的熱點。對此，巴曙松表示，今年以來物價水準持續上升，加大了管理通脹預期的壓力，因而可以預計，在物價于年中見頂回落之前，信貸投放的從嚴監控可能依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基調。
至於房地產調控，巴曙松指出，這次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核心不僅僅只是打壓投機性需求，而是擴大供給、抑制投機以及引入市場秩序的監管和問責三條線同步推進。他認為，如果調控到位，房地產將出現良性調整局面。但他也同時指出，若此輪調控仍未見效，政策工具選擇的餘地仍然較大。“最關鍵的幾個調控指標目前還沒用，例如，對佔開發商相當大資金比重的預收款的從嚴監控；對住房持有環節的稅收措施，對投機的盈利部分徵稅；以及進一步提高開發企業20%的資本金比例要求，等等。”
談到地方融資平臺的問題，巴曙松認為，清理整頓是必然的，但中國城市化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的投融資平臺自身的問題，例如負債率高，沒有現金流等，完全可以通過城市化的加速來解決。“所以，只要城市化的趨勢在繼續，沿海曾經的故事就可以繼續在中西部地區重演。”他認為，重要路徑是通過債券發行等市場化手段，提高透明度和約束力。
“隨著全球經濟步入後危機時代，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全球性課題。”巴曙松說。他更進一步指出，如果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反思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源起與結果，從國際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產業佈局看，金融危機意味著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原有技術和產業的效能已經損耗殆盡，中國正面臨著國際產業重構和新技術取得新突破的挑戰——毫無疑問，“調結構”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 （彭瀟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