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央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賦予“供給側”改革提高社會生產力水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重要使命。從工程社會學的角度看，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改革中農民工的轉型問題，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必要條件。

　　“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要見物，更要見人。作為一項推進經濟發展的結構性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的改革策略，“供給”二字的落腳點在“物”，容易給人一種假像，似乎當下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就是“物”，只要圍繞“物”的生產，提質增效，做大做強就會馬到成功。事實上，在“供給側”除了提供“物”的產品之外，還有一系列資源要素，其中人力資源是主導“物”的生產的主體要素。如果僅僅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局限于“物”的範疇，那麼有兩個數字值得我們再反思。其一是工信部有關負責人指出，在世界５００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２２０多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其二是據工信部網站披露，就工業品而言，２０１０年中國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已達１９．８％，躍居世界第一位。因此，中國目前不是“供給側”供給不足，而是“供給側”中的供給主體提供不了優質供給和有效供給。

　　如果農民工群體作為產品生產主體的地位長期游離于頂層設計的改革視野之外，其職業化水準、工作待遇、生活安居、培訓教育等無法得到保障，那麼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結構性改革必將使得“供給側”改革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在關注物的同時，更加關注“人”，特別是作為當下中國物質產品供給的重要主體的農民工群體。

　　農民工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重要人群。據樣本調查和初步估計，目前國內農民工群體約２．７億人，其從業範圍覆蓋了從建築業、製造業、餐飲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在內的大多數勞動密集型行業。在中國科學院工程與社會研究中心李伯聰教授闡釋的工程共同體理論中，投資者、管理者、工程師、工人等共同保證了工程活動的順利進行，而處於一線的工人群體是所有工程活動最終能夠成為現實的基本力量；同時，工人群體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化水準、社會保障服務等與工程產品的品質存在著正向的因果關係；特別是在網際網路、雲計算、大數據、３Ｄ列印等工程和技術變革風起雲湧的今天，工程製造業的思維觀念都在孕育新的革命，在這個大背景下實現中國製造２０２５華麗轉型的願景，工人群體的綜合素質、專業素養、職業技能被提高到一個新的標度。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的工人群體中，農民工是一支重要的關鍵性隊伍。可以說，沒有農民工參與的產業轉型，就是一部缺乏主角也缺乏配角的舞臺，同樣，在“供給側”結構改革中，農民工毫無疑問應當是改革政策需要重點關注和變革提升的群體。

　　農民工職業化轉型是工程共同體“供給側”改革的關鍵任務。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群體，是中國傳統農村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和城市社會轉型的重要推動力量，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變遷的重要參與者。但當下中國農民工身份存在一種模糊和不確定性。首先是身份和職業定位上的模糊，既是農民，也是工人。其次是生活狀態的不確定性，即像候鳥一樣在城鄉和不同的地方流動、遷徙、謀生。伴隨著這種不確定性，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工群體的職業教育、技能訓練、社會保障等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隨著高等教育擴容、戶籍制度改革等社會變革，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局限在建築業、餐飲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精益製造業、高新技術行業的農民工也日益普遍，“去職業化”的影響在當下中國的很多“供給”主體中都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要提升“供給側”的供給品質，必須下大力氣實現“供給側”工程共同體中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化轉型，抓緊培育農民工職業化形成機制。只有這樣，工程生產活動中“人”的要素才能充分激活，這時候生產者不僅僅是為了謀生而勞動，而是為了職業的榮譽感和自豪感，為了熱愛和興趣，為了自我實現而自覺地精益求精，唯此，中國製造才可能升級為中國創造。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以農村勞動力為主體的農民工隊伍是勞動力供給的主力軍，不管是省內就近轉移就業，還是勞務輸出和返鄉創業，農民工總量基本達到峰值。這種情況尤其需要政府把農民工職業化轉型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點。

　　（作者梁軍，作者單位：中共陜西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