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輿論對社會撫養費的爭議有三點：一是標準不一。地方徵收社會撫養費有自由裁量權，最高的收當地每人平均年收入的9倍，有的收3倍，有的收6倍，如何裁定，如何更透明，值得思考。比如去年轟動一時的陜西七月孕婦在強制流產前被告知，只要繳納4萬元社會撫養費就可超生；而同年浙江一對夫婦曾被要求繳納社會撫養費130萬元之多。
二是用途不明。按照《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這些資金要全部上繳納入財政預算，但《辦法》同時要求各地政府保障計生工作的經費供應。這些錢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呢？不太清楚。《法治週末》此前曾報道，2009年，有網友公佈了一個鎮計生服務站的社會撫養費支出分配：在共計191萬元的社會撫養費支出中，有44%列為“其他支出”；21%用於職工的工資；11.5%上繳鎮政府。其餘均被用於購車、接待、獎金、補貼和業務外開支。
三是賬目不清。學者何亞福曾對《投資者報》稱，“從1980年到現在，若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徵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那麼1.5億超生人口的罰款總額是1.5萬億元”。這數據是否準確？媒體曾向相關部門諮詢，但被告知沒有相關數據或不能公佈。
社會撫養費的作用不能簡單否定，但也到了應該檢討完善的時候了。
